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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聪：38岁，经历：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哈佛大学硕士，曾任法国某银行副总裁；现职：智行基金会主席；追求：救助生命。

　　“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没有钱。我不想，我不想，我不想太孤单。”一首歌这样唱道。英雄稀缺的大众狂欢时代，似乎只有金钱、权力才能让人一呼百应。

　　然而，人群中不显山露水，甚至略显羞涩的杜聪，放弃一家法国银行副总的高薪职位，义务为救助艾滋孤儿奔走。

　　又一个艾滋病患者去世。杜聪记得那个瘦得皮包骨头的男人，记得他的溃疡、腹泻、低烧，记得他的欢笑和呻吟。

　　临死前，他把孩子托付给杜聪。想到这些没爹没娘的孩子，杜聪就想大哭一场。为了去看一个孩子，和孩子说句话，聊会儿天，他常常要坐十几个小时的车。“这值得，我的行动可能改变这个孩子的一生。”

　　看见人间最大的悲剧

　　杜聪本人的人生轨迹也因为这些孩子改变。2001年，他正担任一家法国银行副总裁，得知河南艾滋病村一些消息后，他亲自前往。“我看见人间最大的悲剧，很多人死得毫无尊严，他们的生命被忽略掉，很多孩子没有父母照顾。如果我不能全心投入救助，就像看见大火在烧，浓烟滚滚，却不能去扑灭，只能绝望地看着一切毁灭。”

　　也许那时杜聪头脑中闪过儿时的一个景象。念小学时，祖母常带他吃点心。每次路上遇到乞丐，祖母就给他几枚硬币，让他送给乞丐，并嘱咐他，有能力时一定要帮别人。“他们需要帮助时，我有机会提供帮助，这是我毕生最大的荣幸。”

　　在那个村庄的玉米地边，杜聪和同去的几个人抱头痛哭。他决心辞职。“我做事情都经常问最后的结果，而不是问方法，不是问第一步怎么做。”

　　辞职时，家庭也反对过。父母担心他做一份没有薪酬的工作，生活和前程会不会出问题。但他们没有怀疑救助艾滋孤儿这件事的意义。“我的母亲、妹妹都是佛教徒。我不是佛教徒，不过很欣赏佛教教义。我就用佛教的观念说服他们：积善因，得善果。从小，父亲就对我很有信心，给我很大自由度，这次看我很坚决，也没有多说。”

　　“我还是放不开”

　　可能是陷得太深，有几次杜聪差点崩溃。在艾滋病患区看到的恐怖景象紧紧缠绕着他，做噩梦是经常的。“我还是放不开。”

　　杜聪放不下。“艾滋病人的孩子可能要再生存几十年，如果无人关心，他们中有些复仇心理很重，一旦变坏，会影响社会几十年。”

　　艾滋孤儿一天天长大，他们需要的越来越多：学费，找工作，心理支持。杜聪说，我们要针对他们的需求做。不过，最让他沮丧的是，有些孩子很倔，铁了心去打工，不愿读书。

　　“这些孩子辍学率很高，他们只能呆在家里。资助他们重返校园，将来才能自力更生。”

　　但是，目前全国7.6万艾滋病孤儿中，智行基金会“只救助了3000多个，钱永远都不够用。不过，现在我们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我也没有雄心救所有的孤儿。”

　　在银行的工作经历，让杜聪的救助显得与众不同。在商业环境中，讲效率和回报，而“捐助艾滋孤儿时，要在最短时间内，捐助最多的孩子。同时，我们强调把智慧与慈悲，感性与理性相结合，天天抱着孩子哭，救不了他。要制定制度来约束救助，达到救助最大化。要用智慧做慈悲的善事。”

　　问到会不会放弃救助孤儿时，杜聪提高声音，激动起来：“我是有了以前10年赚的钱，才能现在做事。如果不影响救助孤儿，将来会考虑找份有收入的工作。目前，还没考虑。当初，我为这个放弃了所有，现在不会放弃这个。”

　　有个朋友捐钱给艾滋孤儿，杜聪表示感激。那朋友说，“要感激你啊，杜聪，你做了我不能做的事。”杜聪自己则认为，“我的作用，只是像把硬币从祖母手中接过来，代他们走了一点路。”

　　上次做体检，杜聪查出血糖偏高。性格上的内向与温和，也可能让他承受很多自己不知道的压力。他担心，有一天，自己会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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