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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雪梅

　　（一）

　　8点半还不到，吕姐就来按门铃。我穿着睡衣开门，有些纳闷：约的是9点，怎么又这么早？吕姐解释，６点有一家，干完就直接过来了。我怕她没吃早饭，就说你不用这么赶，可以回去歇会儿，10点再来。她说11点还有一家呢，歇不了。从早上６点到下午１点，她一口气接了三家活儿。

　　７年前认识吕姐的时候，她在物业公司做保洁员，午休时捎带着干小时工。公司不管饭，为了中午能干活儿，她早上就把午饭做好，或者去超市买碗面弄张饼对付一下。那时，吕姐来北京不久，住在物业公司的集体宿舍，月薪1000多。

　　吕姐的老家在关中农村，有一儿一女，丈夫在镇上做电工。来北京之前，家里已经盖起了小楼房，因为种地不划算，辛辛苦苦地里干一年，也就挣个两三万块，好些人家都把地租了出去，进城打工。

　　连西安都不曾去过的吕姐，被老乡带到了北京。不用风吹日晒在地里忙乎了，可物业公司的活儿也不轻省，而且管得很严，领导说啥就是啥，吕姐觉得自己像个犯人似的被“看着”，随时挨人家说，很不自在。

　　坚持了一年多，吕姐辞职，专门干小时工。顾客都是她做保洁员时抽空干活儿的人家，刚开始不太忙，慢慢地“熟人”们开始介绍新客户，活儿多了起来。我有空的时候她时常没空，只得调整时间，将就她。

　　换个无数个小时工之后，我知道找个靠谱能干的小时工有多重要。家政公司预约的小时工，十次有八次不一样，回回都得叮嘱交待一翻，还会有各种问题，有人粗心大意，有人消极怠工，有人笨手笨脚，吕姐两小时妥妥搞定的事，别人３小时都干不好。

　　小区附近的房租太贵，吕姐和几个老乡一起，在几公里外租了房，每天骑自行车往返。她不太爱说话，进了门就直奔卫生间，手脚麻烦地开工。你不问话，她基本不跟你聊天，只有一次，她主动跟我说话，支吾了半天才明白，小时工都涨价了，她也想涨涨。

　　又过了一年多，吕姐突然打电话说，老公摔断了腿，她要回去照顾。回家半年，让吕姐损失了一些客户，现在提起来她还有些耿耿于怀。好在很快又有了新客户，慢慢地干活儿时间也都固定下来。吕姐搬到了小区里，在地下室里租了间房，月租800元，俩人合住。房间很小，只够摆一张大床，一张桌子。夏天潮气比较重，被褥隔几天就要拿出去晾晒。地下室没有煤气，只能用电磁炉做些简餐。每天５点多吕姐就会起来，准备早上和中午的饭。

　　一天干七八个小时，一个月的收入除去自己开销，其余的全都打到了丈夫的卡里。家里的事儿都是老公管，包括村里的各种人情交往，吕姐都不操心，只管挣钱。每次从家来北京，她都会带些常备药，老家县城的药比较便宜，感冒咳嗽了，吃两天药就好。没事儿的时候，吕姐喜欢和老乡去逛市场，以前常去“动批”，后来拆迁了，改去“大红门”，有些远，得倒几趟车。

　　孩子们大专毕业，也都有了工作，吕姐却不想回去。她觉得北京比乡下好，人都有文化，想问题也不一样。不像村子里，媳妇儿婆子聚在一起，张家长李家短，是非多。偶尔，吕姐也想着换个工作，有老乡已经不干小时工改做化妆品销售了。老乡带她去化妆品公司看过，推销员和她差不多岁数，白白净净，脸上皮肤绷得紧紧的，一点儿皱纹也没有，说是护肤品擦的。一套护肤品680元，看了半天，吕姐还是嫌贵没买。

　　春节前，吕姐问我：高铁快吧，我儿子说今年让我回家坐高铁，他给我订票。听说高铁票要500多，吕姐就改了主意，最后决定坐卧铺回家，比起当年来北京坐硬座，舒服多了。

　　过了清明，吕姐就打算回去给儿子准备婚礼。她和丈夫花40万帮儿子在县城买了套房。彩礼６万，服装首饰４万，再加上90桌酒席——我开始以为是九、十桌，吕姐说村里人多，都是这规模，随份子，主家实际花不了多少钱。家具是儿子他们自己在网上定的，吕姐说她不管他们的事儿。包括儿媳妇，也是儿子看中的，漂亮，可是没正式工作。人家介绍了一个有工作的，儿子没看上。女婿也是，女儿自己看上的，“我不管”。

　　“我回来给你电话，微信我还不太会用。”吕姐说，儿子教她上网了，她住的地方有wi-fi，能连上。回家之前，她去商场里买了块料子，准备回去找裁缝做件新衣裳。儿子的婚礼上，得穿红。

　　（二）

　　吕姐不在北京的半年，我“借用”了朋友家的兼职保姆小胡。小胡白天在一家公司里做保洁，下了班帮朋友照顾老人，做做饭，收收拾拾家务，在人家吃住。老人岁数不算大，生活完全能自理，小胡更像是一个陪伴。她明显比吕姐活泛，接活儿也挑剔，路远或者低于３小时的单子，不接。小胡干活儿慢条斯理，不像吕姐那样赶时间，看到好玩有趣的东西就跟我念叨，有时还会让我帮她网购，快递给在老家读小学的孩子，时常以一种见多识广的口气批评县城里买不到好东西。

　　小胡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小时工，或者打工妹，她们更好地适应了大城市的生活。我时常看到这样的外来者，比如小胡，比如楼下发廊的洗发妹娇娇。娇娇刚来的时候，十五六岁，黑黑瘦瘦，怯生生的。很快，就像变了个人一样，能跟所有的客人谈笑，指点她们的发型、服饰，不失时机地推销新的美发美容品。

　　我听到他们一边感慨北京的房价高、物价贵、气候干燥，一边兴高采烈地在网上购物，邀老乡逛街，讨论商场里的圣诞节促销。他们最终也会离开这座城市，不是因为房价高、雾霾重、没户口、生活压力大……而是从一开始，他们就知道这座城市不是他们，他们只是来这里打工，挣些钱，或者，只是见识见识。

　　在一轮又一轮逃离“北上广”的争论中，我一直没说话。确实，城市越来越堵，雾霾越来越重，焦虑感越来越强，越来越多地考虑要不要辞职，或者提前退休移居哪里，可是，每次当飞机在北京机场降落，不管是从国外还是国内其他城市，我都会有一种“回来了”的踏实感。

　　我们也许是幸运的一代，找工作的时候没有户口指标的限制，买房子的时候房价还不高。可是，初到北京住招待所，随后租房子的几年里，我真的没想过北京的灯火灿烂里，会不会有一套房子属于我；越来越鲜明的穷富分化中，我属于哪一个阶层？

　　那时觉得一切都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找到了我想要的工作，实现了年少时的梦想。这确实是一个陌生的大城市，你很自由，没有人管你；你也会很难过，因为没有人管你。你会很幸福，因为你能见识到各路精英；你也会很痛苦，因为你永远不会站在金字塔尖上。

　　在我目光所及的有限范围内，当年和我一样“独自”来北京的人，如今都生活得不错。当然，好与坏是自己内心的感受。不过，确实没有人“被迫”离开，大家也都有房有车有生活。

　　不可能没有焦虑。每当听到同行中有人早逝，有人生了重病不得不募捐时，内心的压力就会陡增。尤其，当理想变成职责，当职责变成职业，当职业变成饭碗之时，你会对自身存在的价值产生怀疑，近而思考生活的另外一种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担心的不是当时当下，而是未来或者想像。

　　其实，大多数逃离“北上广”的人，是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生存。真正在这个城市里“生存”的人，往往是沉默者，他们顾不上吐槽，也没时间矫情，他们更务实，也更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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