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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2月22日的洛杉矶柯达剧院，人声鼎沸，第八十一届奥斯卡在经济危机的寒潮下如期举行，当丹尼鲍尔以《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接连捧走最佳导演、最佳影片时，相信有一个人最为失意。之前他的《本杰明巴顿奇事》以十三项提名领跑，风头强劲，呼声极高，但当尘埃落定时，他的作品只拿走了四项技术奖项，虽然奥斯卡已经无数次上演过这样的场景，但是这个导演的杰出才华和他为了迎合奥斯卡而做出的让步还是让人扼腕。他，就是大卫芬奇。
　　这个名字可能对很多人来说略显陌生，但是提起他执导的电影，那可能部部都是经典之作，无论是被誉为原罪电影巅峰的《七宗罪》，还是充满哲学思考的《心理游戏》，都可以说是小金人（即奥斯卡）的遗珠之作。他的作品，往往看似荒诞不经，实则深深刺痛观者的神经，引发观者精神上的思考和共鸣。比如笔者试图评价的这部被认为颇有争议甚至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搏击俱乐部》，便其实是使用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来探讨人类心灵困境的佳作。
　　影片从头至尾使用画外音，以“我”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来讲故事。这种方式原本已经被看作是过时的手法，近几年又重新变得时髦起来。原因是它能够在影片中途随时打断讲述，即兴地插入其他内容，这就使得导演能够跳出既定情节，离题发挥自己想要表达的其他任何内容，也可以很容易地表现幻想场景，也可以随时使用“闪回”手法而不显得过分突兀。当然，这样的创作手法在大卫芬奇作品中更显得自然，虽然随意性很大但是却符合他天马行空的创作思维。例如本片，的确可能结构太过松散，不够严密，但是它显然提供了一种呼吸急迫、自由想象的叙述方式。芬奇有心要让《搏击俱乐部》成为一部视觉杰作，影片色调暗、进度快，观众在看的时候没有多少时间细想，但与其他同类影片不同的是，芬奇的每个快速的镜头切换除了可以不让观众觉得乏味，还有其独特的作用。整个片子最惊心动魄的事情并不是电影在讲什么，而是大卫芬奇如何把观众推进讲述者“我”的脑海中，迫使观众不由自主地身临其境地逼真感受“我”的感觉。
　　影片另一个主要特点是主观镜头与客观镜头的交织，在使用第一人称叙事的同时不断伴随着故事的演进，虽然跳跃感十足但仍保证了故事情节的连贯性。尽管有时略显不自然，但这些不自然的节奏又恰好配合了影片的进程，反而显得气氛很协调。“我”有时像一个旁观者一样，提醒所有人：“观众还是一头雾水”，有时又参与故事当中亲历故事，这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手法，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使观众产生随时可能被剥离出故事的恐惧感。
　　影片开头的睾丸癌患者的对话看似无足轻重，但其实却是激发杰克后来一系列行为的导火线，这时影片使用杰克的主观镜头与推、拉的技巧，很准确的反映了人在病痛前的绝望与无助，并引发了杰克的思考，人性的痛苦根源到底在哪里？于是他在鲍勃的身上找到了答案，鲍勃为了自己的利益服用禁药，结果却是众叛亲离，自己也因为切除睾丸丧失了生活的信心，其他人也莫不如此，于是杰克终于明白，人的痛苦（不仅是心灵上的困境，或许也有肉体上的痛苦），都是自己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迷失自我的结果，相反，很多已经接近死亡的癌症病患者却能够得到释然和自由，这给了整日奔波工作的杰克一个警醒，如果抛弃希望，也许人生才有可能迎来自由，这也正是促成杰克产生自我裂变的关键因素。人格裂变后，泰勒总是对杰克说现代人已经“为了生存遗忘本身的才能”，这是多么的正确，太多如同杰克一样的人整日奔波于工作，购买优质的品牌家具、服装，但是泰勒的一句话就使得杰克猛醒：“工作不是你，财产也不是你”，杰克必须寻找一种直接的寄托来了解自己到底是什么，到底需要什么？弗洛伊德心理学中的本我摆脱了自我的控制的同时也在给自我更多的反思空间。那么可否再这样理解，泰勒是杰克本我与超我的结合，超我是对自我的超越，按片中的泰勒原话就是说自己一直是杰克梦想中的模样，“既聪明，又有能力”，而原本杰克身上本能的性与暴力的冲动又在泰勒的身上几乎无法控制的爆发出来，于是才有了泰勒这个形象的出现，相信这样一个形象（尤其是由布拉德皮特来饰演）不仅仅是杰克心中理想的模样，更是许多普通人求之不得的形象，但其实人性中是一直蕴含着自己所不为自己所知的一面，这一面可能是本能的欲望，但具有讽刺意义的似乎是我们的现代社会完全压制了一些人性中的欲望释放的可能，结果却造成了适得其反，人性本能的汹涌终将使社会难以招架。
　　很多如同杰克被现代生活方式麻木了内心的人认为自己是失掉了人性和感觉的社会的牺牲品，他们痛恨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但同时又无能为力，于是他们认为恢复个性观念的惟一方法就是返回到最原始、最野蛮的痛苦和暴力的本能中。对于这些参加“搏击俱乐部”的人来讲，“俱乐部”取代了宗教与疾病治疗团体所起的慰藉寄托与释压作用，搏击是对精力、压抑、无由来的恐惧的发泄，除此之外还可以在集体之内忘却孤独并找回男性尊严，于是他们对搏击表现出了宗教般的狂想。在搏击俱乐部的初期阶段，暴力还不是毁灭性的力量，如果说它毁灭了什么的话，就是在打斗的时候毁灭了每个人那种虚无缥缈的不真实感，毁灭了虚无带来的痛苦，代之以肉体痛苦的快感。这些博击俱乐部的成员们此时有些像集体修炼的苦行僧，通过一次次肉体的痛苦修行，使他们对肉体痛苦的信仰更加坚定。
　　在俱乐部的发展过程中，“搏击俱乐部的法则之一，不能谈论搏击俱乐部；搏击俱乐部的法则之二，还是不能谈论搏击俱乐部。”泰勒制定的原则取消了我们的话语权利，他想要传递的是一种不可言传也不必言传的精神意志，这种意志唯有通过在灵与肉的搏击中的自我毁灭才能传承下去。后来由泰勒制定的大破坏计划中有着同样荒诞不经的规定：“计划第一条规则，不能谈论计划，第二条，不能有疑问”，这样的近乎黑色幽默的规章与《第二十二条军规》中何其相似：“如果你能证明自己发疯，那就说明你没疯。”后者出自二战时那个心灵和肉体都承受极大压抑的时代，或许大卫芬奇在给我们这样一个暗示：世纪末的人们，已经濒临在心灵崩溃的边缘，信仰已经将物质化的人们激发出一些本能的冲动。于是在影片中大卫芬奇干脆给了泰勒一个宣讲的机会，大卫用了一连串推、拉、摇、移的镜头，但始终以泰勒为中心，让泰勒用不常见的“骑轴”镜头告诉画外观众：“我们是被历史遗忘的一代，没有目的，没有地位”，“我们的战争只是心灵之战，我们的恐慌只是我们的生活”。到这里，我们明白，这根本不是什么黑色幽默，而是20世纪末我们活生生的心灵困境，我们生怕被历史遗忘，被物质奴役，于是我们只能寻找新的心灵寄托，赤裸裸的暴力正是最好的方式之一。
　　搏击俱乐部于是更像一个医院，而暴力是药，搏击是精神疗法。更确切地说，暴力是兴奋剂，它与吸毒的作用是一样的。它们都是用幻觉和模拟的体验使人逃避现实。这种相互分享并且上了瘾的暴力，终将蜕变扭曲。上瘾就意味着被自己之外的东西、被自己的欲望和要求所控制，成为它们的奴隶，就意味着生活的自主权被阉割。现代人的精神悲剧就是，当他们自我搏斗、脱离了一种精神上的奴役的时候，不知不觉又进入了另一种奴役；他们期待一种精神毒品使他们脱离自身的麻痹，不幸的是，这种精神毒品使他们更加麻痹了。
　　当泰勒的理想慢慢成为现实，整个世界都在宣泄，都在革命。可是在人们找寻自然本色的过程中，随着欲望的不断成长，搏击俱乐部成了不可思议的暴力组织并且走向了不可遏制的深渊。当人的暴力本能和欲望本能被唤醒的时候，没有什么能阻止这个精神怪兽。搏击俱乐部本身是对暴力本能的歌颂，也是对暴力本能的诅咒，因而这场所谓的“革命”最终也只能以妥协告终，毁灭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新生。
　　因此大卫芬奇也在为自我消解做了一个相当中规中矩的结尾，杰克自杀，结果却是泰勒化烟而去，他用极富动感的镜头给全片做了一个注脚：无意义的暴力或者说是完全率性而为的暴力超过一定限度后一定会走向毁灭的极端。人在面对物质奴役而进入心灵困境时必须适当控制着本我的展现，正如同弗洛伊德对于自我和本我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本我如同一匹马，自我如同骑手，脱缰的马是可怕的，不仅是对于个人，更是对于你所身处的社会。暴力或许可以暂时成为解决个人心灵困境的良药，但却必定会成为葬送社会的毒品。
　　弗洛伊德在解释人的本能时，认为人天生具有攻击本能，通俗一点说，人具有暴力的本性，暴力哲学有时候像一种信仰，深入人心。从斯巴达开始，古代文明就已有着以暴力来实现人性的可能，以对身体和力量的崇拜来杜绝信仰神的缥缈。而在20世纪末，人类的心灵充斥着前所未有的恐慌感，人类开始惧怕物质社会对自己的奴役，这样的无助使得人类只能选择本我中的特质，用实在的肉体接触代替了精神上的盲目信仰，这就是暴力救赎的意义：信仰自己或许更重要。《搏击俱乐部》中，“放弃一切，才有自由”这句话反复出现，仿佛梦中呓语，在执着的唤醒人类心灵中永恒的暴力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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