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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穆先生著《国史大纲》即开宗明义：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评《金陵十三钗》也如此，我始终认为，无论作为《金陵十三钗》的创作者还是观赏者，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就不应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冷漠的度量一切，这类影片就像《辛德勒名单》之于犹太人、《卢旺达酒店》之于图西族、《卡廷惨案》之于波兰史一样，它不再仅仅是一部电影而已。
　　74年前金陵子民的悲惨遭遇，无论何时何地，作为同胞，都请保持一颗感同身受的心。
　　
　　1、以“小“见”大” 直面民族最耻辱的伤疤
　　 “他们进犯和辱没另一个民族的女性，其实奸淫的是那个民族的尊严……我自此之后常在想，这样深的心灵伤害，需要几个世纪来疗养？需要多少代的刻骨铭心的记忆而最终达到淡忘？“
　　 以上文字摘录自为电影加工后的小说《金陵十三钗》第10章，这个”讲述30万分之13的故事“之所以如此可歌可泣，关键在于它直面了”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概念中，中国人最痛心疾首、最羞于言传、最沉重压抑的一个主题，即数万妇女惨遭日军蹂躏。
　　 这一主题，长时间在中日两国都讳莫如深，原因之于中国，主要是因为无以复加的羞耻感和“性心理“本就趋于保守，一个典型事例是当年“华东照相馆”学徒罗瑾冒死保存下30多张日军残杀中国平民的照片，其实他当时还发现在这卷惨绝人寰的胶卷里有多张日军轮奸、凌辱中国妇女的照片，但他一张也没有保留，当南京大屠杀专家和记者在多年后询问他为何不留这类照片时，他坦言自己当时觉得这些照片很让中国人丢脸……之于日本，主要是因为，性暴力是日军在南京诸多暴行中最无法进行辩解和抵赖的部分，妇女、老人、儿童历来是战争中最受人们保护的对象，在当年日军陆军海军内务省和情报局审查官对随军记者的作品审查中，日军践踏中国妇女的照片几乎全部被盖上“不许可”的红印，相较屠杀、纵火、抢劫等暴行，强奸也是日本军方在战争期间首先意识到的罪责之一。
　　《金陵十三钗》与《屠城血证》、《南京1937》、《南京南京》等试图从“全方位”反映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影片均不同，以往在讲述该段血泪史的影视作品中，主线始终是“屠杀”，讲述者着力表现的是30万遇难同胞这个“量”的庞大概念，而在“南京大屠杀”这一特定的综合暴行概念中占据最核心位置的“性暴行”因为种种复杂原因往往被一笔带过。《金陵十三钗》从最初严歌苓仅几万字的小说开始，就是一部以女性视角，或以女性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命运写实为基础的作品，它不求宏大的叙事规模和史实全局式的关照，它的场景甚至仅仅是一座教堂内的地下室，它只想透过“30万分之13”的个体命运来微观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将民族最沉痛、最耻辱的伤疤揭开来，是《金陵十三钗》的勇气、力量和价值所在，也是“南京大屠杀”题材影视作品的“进步”所在。
　　
　　2、立足史实 还原国军抗日壮烈情怀
　　关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抗日的事迹是当下民间研究近代史的一个潜在热点。
　　在八年抗战史中，“南京保卫战”的评价一直充满巨大争议，当年在国民党内部，这场仗打还是不打就争论激烈，蒋介石三次急召幕僚研究对策，绝大多数高级将领均主张放弃地理概念上属于“绝地“的南京，只有唐生智力排众议主张死守首都。其次，南京保卫战以失败告终，由于战败速度快，又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所以对于这次战役，即便在国民党内部也一直处于负面评价多于正面肯定的局面；再次，由于当事人都竭力避免谈及这段民族的痛史，尤其是参加过此次战役的老兵多数均不愿谈及自己溃逃的经历，以往史学界往往将南京保卫战作为淞沪会战的尾声或结局附带提及，而不单列为一次战役。
　　事实上，在抗战初期，在国民党军“以空间换时间“的牺牲策略之下，南京保卫战打得异常壮烈，在纪录片《国殇》片尾抗日阵亡将士名录中，你不难发现，在1937年12月12日这一天阵亡的国民党将士非常多，而这一天正好是南京沦陷前一天。
　　在严歌苓《金陵十三钗》原著中，基本没有对南京保卫战惨烈交战场面的描写，李教官（佟大为饰）的原型人物戴涛也没有“百步穿杨“的枪法和最后壮烈殉国的场面。严歌苓擅写女人，尤其是在看似琐碎的对话之中，寥寥几笔就可以写活一个女人的心智。我同意一种意见就是，《金陵十三钗》可以没有战争戏，这本不是原作者的用意所在，严歌苓不是在考据南京大屠杀的史实及全貌，《金陵十三钗》并不是南京大屠杀的一篇日记，它的重心是从女性的视角及命运触摸到这场灾难中人性的升华。
　　 但我理解电影《金陵十三钗》加入战争戏份的考虑，尤其是编剧和导演在参阅大量南京保卫战的历史资料后给予了这场战役中国民党士兵非常准确、公正的形象。1937年的南京绝非只有溃退和屈辱，发生在淳化镇、光华门、紫金山、中华门、赛公桥等地的浴血奋战均感天动地，南京保卫战在指挥、战术上存在巨大的失误，但在这一悲剧性的“失误”之中靠血肉之躯捍卫国土的士兵个体仍值得尊重和歌颂。影片借书娟的旁白讲述了装备落后的国军士兵是用何种程度的巨大牺牲与日军的装甲武器搏斗，这绝非是煽情或夸张，这就是当时战场敌我实力悬殊的实情。所谓一寸山河一寸血，抗战八年，尤其在抗战初期，我们不能用成王败寇的思路评价很多战役的得失。
　　电影《金陵十三钗》比小说《金陵十三钗》感觉更有力度，一个关键点就在于影片立足史实，将南京保卫战期间英勇无畏、为国捐躯的国军形象提炼出来，留给了我们的子孙，这朵怒放的伤花是民族的一笔财富。
　　
　　3、对日军性暴力的表现
　　德国驻华大使馆留守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罗森在1938年1月15日致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中认为：“日军凌辱和强奸妇女和幼女的行为，为自己树立了耻辱的纪念碑。”
　　事实上，在战后东京审判和大量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一直不是用“南京大屠杀“一词，而是用”南京强奸事件“，一场遇难人数达30万人以上的惨案，不用”屠杀”而称为“强奸事件”，足以想见当时人对南京事件的定性以及女性在南京事件中受祸之烈。即便从数据统计上核定，“南京强奸事件”一词也绝无夸大之成分，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在日军进入南京城后的1个月内强奸中国妇女达2万名，而据当时“安全区”内的国际人士统计判断，南京遭受强奸的妇女至少达8万人之多。其实任何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的数字只能是一个最低限度的估计，在这个统计范畴内至少遗漏了大量因拒绝受辱而自尽的妇女以及被辱后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一直保持沉默的妇女。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有一句话值得关注：“（南京）全城中，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人，绝大多数都被强奸了。”
　　 将焦点对准日军在南京城内针对女性犯下的滔天罪行是对“南京大屠杀”必要的一种解读，这绝非“猎奇“或”拿女同胞的身体赚人眼球“，更非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只要稍微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作一番了解，你就会发现，“性暴力”是最绕不开，也最不应该绕开的一层真相。
　　由于日军性暴行的残暴程度古今中外前所未闻，影片聚焦这一主题在表现手法上是一个难点，具体来说就是要写实，但不能过于血腥和裸露，要表现日军禽兽的一面，但在性侵犯细节的表现中又必须保持镜头语言的克制和凝练。《金陵十三钗》中有两场表现日军性暴力的戏，一场在教堂内，一场在秦淮河边的阁楼上，两场戏，导演均用凌厉、寒冷、极具心理压迫感的镜头语言凸现出日军呈集体性的疯狂失控、其一组追逐跟拍镜头无愧大师级水准，最重要的是，这两场戏可见出张艺谋对镜头的驾驭能力、场景的调度能力非常强，几乎无一个镜头是多余或者过度的，它既让观者感受到了日军的残暴、变态和血腥，又没有沾染粗俗、模式化、媚俗之弊，实属国内导演的最高水准。陆川在《南京南京》中涉及日军性暴行的场面出现次数比《金陵十三钗》多得多，但均无法与《金陵十三钗》在处理同类场面时的力度相比，这就是导演功力深浅的体现。
　　
　　4、一个暗示性极强的结尾
　　 在严歌苓的小说中，“十三钗”最终的归宿无比凄惨，玉墨是唯一活下来的一位，其余均在所谓“庆祝酒会“上被日军轮奸（拒奸反抗者当场被打死）并长时间充当慰安妇，最终含恨死在”慰安所“里，即便活下来的玉墨也受尽了侮辱，所以在战后她选择了整容。相较原著的平铺直叙，或”不留余地“，电影《金陵十三钗》的结尾更加灵动，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我本以为导演会在女学生乘卡车逃出南京城的同时穿插“庆功酒会”上“十三钗”遭遇的镜头，也就是像小说那样给出“十三钗”结局的明确答案，但导演没有这么做，通观电影整个结尾部分，你会发现导演取舍的合理性和对剧本极佳的驾驭能力。
　　 《金陵十三钗》全片无比压抑和沉重，全片最痛的一幕在豆蔻被日军轮奸并残杀时已达极限，在这一幕之后，张艺谋一直在“收”,虽然“十三钗”替女学生“赴死”是全剧的核心和最高潮，但在表现这一结尾时，影片一直用“死前”的温情与人性升华在反衬、暗示”赴死“的残酷结局，连玉墨与米勒之间“仪式般”的第一夜，也借玉墨之口道出了这实际是“最后一夜“的残忍。影片用较多篇幅表现了”十三钗“化妆、准备、内心纠结、与女学生道别以及依次被日军“押”上车的场景，无一不具有极强的暗示性，在自己的国都为侵略者的“庆功会”歌唱本已足够残忍（米勒拒绝长谷川大佐邀请的那段台词），何况这是日军蓄谋已久的一次”处女盛宴”。可以说电影为结局留白所做的细节铺垫非常到位和精炼，大有盛唐诗歌“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气韵。
　　《金陵十三钗》的结尾并没有耍什么技巧或故作高深的说教、更没有像《南京南京》结尾那样异想天开的“理解”日本兵的自我反省。《金陵十三钗》的结局留白，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漂亮的“收笔”之一，也是电影史上情绪最压抑的结尾之一，这个结尾留下的许多“空白”，让人唏嘘、深思、铭记，最重要的是，它没有对历史真相进行过度的诠释或画蛇添足的提炼。
　　
　　5、神甫变殡葬师，最精彩的改编
　　 电影对原著最大刀阔斧的动刀，是将那个年过半百的英格曼神甫变成了一个年轻的美国殡葬师——约翰米勒，读过小说再看电影，你会发现编剧这一刀动得异常精彩，它甚至比严歌苓原著的人物塑造性还要好。
　　 首先这一刀规避了很多宗教性问题，中国是个无神论国家，如今基督教信徒虽持续增长，但要在这样一部电影里普及基督教教义仍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也不易通过审查。约翰米勒这个人物从一出场就不是一个“高、大、全”的形象，他的圆滑势利、风流好色给人留下的基本都是“负面形象”，但这样的形象也显得特别逼真，也为后来随剧情深入的人性转变留足了张力空间。1937年的南京，并非每一位外籍人士都是拉贝或魏特琳那样的“活菩萨”，他们之中类似约翰米勒的朋友泰瑞那样的人均在南京沦陷前争先恐后的逃离，历史记录下来并加以表彰的名字总是极少数个体，约翰米勒这个形象的塑造运用的是一种“转变型”的手法，虽然这种手法并不新颖，但确实比出来一个神甫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说教更有利于影片被观者接受。
　　 最绝妙的是约翰米勒角色的“职业”安排——殡葬师。即便在和平年代，这个职业也给人死亡的气息，何况他出现在1937年的南京。都说医生不怕见血，因为看习惯了，按此逻辑，殡葬师也不该怕死人。但南京城内无处不在的死亡、被凌虐的尸体彻底改变了约翰米勒的人生，这种改变与小说原著中孟书娟自白“我的一生都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七天改变了”一脉相承，是女性在1937年南京城破后的遭遇让约翰米勒套在身上的神甫服不再是“伪装”的护身符。在最后给“十三钗”剪发化妆的戏份中，你会越发感觉到将约翰米勒职业定性为“殡葬师”与全片灵动的对白一样神妙，他习惯给平躺着的“死人”化妆，而不习惯给活人化妆，这一相当合理的剧情设计让约翰米勒给“十三钗”剪发化妆的全过程都极具暗示效果，它更像是一次活人的“遗体告别”，或者说是为十三位替学生赴死约的风尘女在临死前挽回了人生被糟践前最初的样子，“十三钗”并排躺在地下室铺位轮流等待约翰米勒化妆的镜头是全片的一个经典镜头，其饱含的人性光芒和美学艺术绝不亚于《辛德勒名单》中那位在黑白胶片中突然出现的红衣小女孩。
　　
　　6、南京大屠杀讲述角度的拓展
　　讲述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影视作品已经非常之多，但综观之后不难发现在“量“多的背景下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讲述这段历史的角度还比较模式化和单一化。三大不足主要表现为：1、影片多聚焦于1937年12月13日金陵城破之后的一段时间，这是屠杀最剧烈的一段时间，同时也是很多视角最容易被忽视的阶段，因为残暴已经遮挡了一切；2、影片多由外籍人士留下的记录角度切入，甚至直接表现该名外籍人士在南京的所作所为以及与”国际安全区“相关的内容，而缺少对当时民间、社会底层的实质性触碰，历史资料的严重不足以及当事人多数已经离开人世让这一问题要想得到解决非常困难；3、对”屠杀“的概念理解过于狭窄，《南京南京》涉及”慰安妇“题材已被认为是重大突破，其实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何止对人命的摧残以及对妇女的凌辱，”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综合概念，从1937年12月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金陵在军国主义铁蹄之下的生存实况还极少有作品给予关注。
　　今年初我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纪念馆的两处标识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认为其中大有值得商榷之处，一为纪念馆入口处，赫然“挂牌“为”国家4A级风景区“，一为纪念馆中心巨大的十字架上标注的南京大屠杀时间起止为”1937.12-1938.1“。前者我认为纪念馆对自身性质缺乏起码的认知，如果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都可以被称之为”风景区“，并且还要参加”评级“，那么这样的“纪念”真是对逝同胞在天之灵的亵渎。后者我认为是纪念馆对南京大屠杀时间概念的认定过于保守，美国传教士贝德士在东京审判作证时特别提示世人：“从１９３８年２月６、７日直到那年夏天，很多严重的暴行还在发生。”准确的说，“南京大屠杀“时间概念的终点绝不应该是1938年1月。
　　 《金陵十三钗》故事的时间概念是一条隐线，不明示，却有迹可寻，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可以辨明故事其实就是发生在南京城破至松井石根入城的那几天之内。《金陵十三钗》的贡献在于拓展了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表现空间及深广度，它将镜头主体对准一群风尘女的命运，而不是当时社会上的中高端人物已经是“历史性的突破“。其次，该片”三十万分之十三“这个小概念也对后来者有所启迪，讲述南京大屠杀不要老是对准”三十万人“，而完全可以做到对准几个人，甚至1个人。比如，在几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电影中，都出现了汉奸的角色，在日伪统治南京期间，这样的人物以及交织在国破家亡之中的人性沉浮还有很多可挖掘的空间；再者，我们不应该放过一些重要的历史线索，日本军国主义施加于中国的罪恶绝非仅限于南京屠城，据史料记载，在日伪统治南京期间，鸦片销售再次合法化，不少被日军轮奸的妇女为了活命不得不挨家挨户为日军贩卖鸦片赚钱，诸如这类细节才构成日本军国主义”亡华“黑心的全部实质。这些有史实基础的故事若被电影剧本所吸收利用，将大大有助于国人对金陵痛史全貌的了解以及视野深广度的拓展。
　　仅有一部《金陵十三钗》是不够的，我们的电影院需要更多这类能够警醒民族的史诗，我们的电影院不应该老被美国人制造的那些“侠”所霸占，还原金陵痛史，需要更多三十万分之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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