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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枫林仙
　　尼基塔·米哈尔科夫（Никита Михалков）、亚历山大·诺沃托茨基（Алексадр Новотоцкий）及弗拉基米尔·莫伊谢延科（Владимир Моисеенко）显然是三位俄国古典文学修养深厚的电影人。但当我看过他们2008年改编自美国电影的《十二怒汉》后，那些“俄国化”的东西却让我失望了——它们实在是太熟悉，以致于无法打动人；相反，倒是让我深感遗憾。
　　
　　俄版《十二怒汉》在玩儿过炫目的俄式蒙太奇片头后，呈现给观众的是一幅似曾相识的场景。这个场景曾经发生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的开头：法庭上，一群陪审员在聆听审判长讲话，要求他们审慎对待一起刑事案，作出被告是否有罪的判断。在座者或者心不在焉，或者全神贯注，或者吊儿郎当。在进入陪审团合议厅后，这些陪审员开始各怀心事，为了日常的事务力求早早判决交差，然后他们开始东拉西扯……只不过在托尔斯泰那里，陪审团最后阴差阳错地判决被告马丝洛娃罪名成立。而在这部电影中，却引爆了漫长的争议。
　　
　　表面上看，随后的故事发展截然不同。然而，事实上，俄版《十二怒汉》与《复活》的内在精神逻辑完全是一致的——它们都偏执于道德上的省查，却轻视法律，漠对程序正义，对其中的深刻内涵隔膜甚深。
　　
　　让我们回放电影的开头部分。从十二位来自莫斯科各个行当的公民陪审员进入体育馆，吵吵嚷嚷开始会议，直到第二次表决后十二人的反应为止，就技巧而言，毫不逊色于美国原版。然而俄国化的地方随后就开始了。同样的“开端”也发生在《复活》中。托尔斯泰的小说描写的是俄国进行了现代司法改革后的一起案件，但托尔斯泰却对这一确立了司法独立性与透明度的时代完全隔膜，将审判描写成了一出黑色幽默的场景。通过与司法过程的疏离，托尔斯泰将人物的精神发展与读者的视角都引向了道德拷问。
　　
　　在俄国版《十二怒汉》中，托尔斯泰式的刻意贬低早已消失——这也许正好反映了俄国在这一百多年来的进步。但托尔斯泰式的隔膜却仍然存在。“但我们在讲的，是个人啊，是个人啊！”俄国工程师说出这句话时，他已经开始用俄国古典文学中的那一套人性论来发言。此时，切入了关于俄国社会重大社会问题之一，反犹种族主义的对话。由此，一方面是对俄国当前社会问题的讨论和展示，另一方面是对一个有车臣战争背景的案件的审判。每一个在场者都开始讲述自己的小故事和经历。工程师讲述自己如何堕落和复苏；工人则讲述自己的叔叔如何参赌、打劫和被宽恕；最起劲的反对者则抱怨莫斯科不再是莫斯科人的莫斯科；犹太老头子讲自己父亲的风流韵事；甚至有人挥舞着匕首跳起了高加索山民的舞蹈……
　　
　　这种讲故事大会是俄国文学中的传统套路——一群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凑到一起，于是开始讲故事和议论，娓娓动听，引人入胜，中间夹杂些眩目的绝活或歌舞，参与者乐此不疲乃至通宵达旦。从契诃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蒲宁甚至肖洛霍夫的作品中此类会饮比比皆是。这种俄国式的会饮（symposium）绝不是一般的故事会。其中心主题乃是从客观的故事讲述，一点点分枝蔓岔，经过现实与感情的交叉地带，渐渐过渡到内心的道德反思，其主题是人生、命运和对社会的道德批判。例如，墓地管理员说道：“法律是死的，没有人情味儿。”然后这位墓地管理员开始抱怨俄国社会的官僚主义和不负责任。他总结说，“七十年来，这个国家没有一点儿进步”。在一个接一个的滔滔不绝中，人们讨论了高加索的混乱，对高加索人的歧视，社会的腐败和不道德现象。所有这一切，与案件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不是在审判一起严峻的刑事案件，而是在批判俄国社会，如同聂赫留朵夫跟随玛丝洛娃案件的进程而展开观察和反思。
　　
　　当导演把这场本来严肃的司法审判变成文学式的会饮活动后，托尔斯泰《复活》中向道德内心转向的精神发展逻辑就开始起作用。虽然导演还按部就班地遵循了原版电影，呈现了几项关键质疑，但这时候，会饮的中心主题已经不是通过严密的司法逻辑来推敲各项证据和证词，并追求最接近正义的判决。
　　
　　在美国原版中，陪审员们在“有罪”与“无罪”之间不断变换立场，其原因都是基于司法逻辑和对证据及证词的合理质疑（reasonable doubt）。简·方达舌战群儒的激烈抗辩充满了理性拷问的怀疑、审慎和果断。但在俄版中，陪审员们在“有罪”与“无罪”之间的游移却不是基于逻辑理性，而是发自良心的同情或怀疑。美国原版中涉及的几项关键的质疑（刀子、老人、女证人）之间的逻辑冲突是被关联起来呈现的，而在俄版中，则这几项却互相孤立，彼此之间的逻辑关联并未予以重视。它们仅仅充当了情节推进的踏脚石，更不是全部电影内涵的自然流露。因为，俄版的中心根本不是案件的司法程序本身，而是对俄国社会现实的道德反思和批判。莫斯科的陪审员们关心的是案件中几项关键质疑之间道德上的关联，而不是逻辑上的关联。
　　
　　《复活》里的忏悔贵族聂赫留朵夫先生因那次陪审活动，而对司法制度乃至整个俄国社会发起怀疑、否定和反叛。最终他跟随被侮辱被伤害的玛丝洛娃往西伯利亚充军，忍受苦寒与煎熬，开始灵魂的救赎与自新。而在俄版《十二怒汉》里，聂赫留朵夫分身为十二位莫斯科市民。这位忏悔贵族的灵魂拷问转换成了十二个人的道德对话和辩驳。十二名陪审员从最初的漫不经心，没心没肺，一步步走向了对车臣少年的同情、理解、关怀以及接纳。这恰恰是俄国式道德宽恕的终点——宽恕受难的罪人。只不过在这部电影里，被接纳的只是一个仅有“罪犯”名头的无辜少年。
　　
　　电影开头，工程师说，“但我们在讲的，是个人啊，是个人啊！”他所定义的“人”仅是道德意义的人。到电影结束时，他回到举行陪审团会议的体育馆，目光聚焦到了东正教的圣母像上，放飞了象征圣灵降临的小麻雀。随着这一举动，电影完成了整个对人的道德定义的完整陈述。《马可福音》中曾说：神的灵仿佛鸽子般降下，落在他（耶稣）身上。（马可福音，3：16）这里，麻雀代替了鸽子，把上帝宽恕罪人的圣灵带到了十二名陪审员当中。当它飞走时，已经洗涤了人心的污浊。到会议最后阶段，在场的陪审员们，几乎个个都坦陈自己对被告的身世非常了解——他们其实都是知情人。这时观众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只是在做一场道德拷问，他们追求的结果是——宽恕罪人，发现良心，更新灵魂。体育馆是一座神圣的东正教堂。墓地管理员则如同神父般，讲述了让富人与穷人在十五分钟的时间里更换墓地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要告诉人们——善有善报。到这里，俄版的整个精神底蕴完全绽露，它就是一部翻版的《复活》。
　　
　　区别是如此明显，以致于很难把俄国版的《十二怒汉》与美国原版相提并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路数。显然，俄国版紧扣的道德上的质疑、探寻、同情、感叹与接纳，都完全是托尔斯泰式的精神拷问。这种关怀，完全是俄国古典文学的精神传统。因此，俄国版看似是在强调司法程序正义，实际上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它关心的仍然是陈旧的俄国式的道德和宗教拷问。整部俄国版《十二怒汉》的主题则是通过对凶杀案实情的暗示来点睛的。电影中反复暗示元凶是在案发现场搞拆迁的资本家——“他们为了资本主义，要赶跑两个老人家。”这才是导演想控诉的社会现实：人们的贪欲又被放纵出来，造成了现实中的罪恶。
　　
　　其实俄式道德拷问与程序正义没有关系。俄国古典文学的精神传统是关怀社会正义和善德善报。所以俄国版《十二怒汉》中，好几次嘲笑了美式司法精神，并在电影开始时，把从哈佛学习法律归国的经理刻画为一个丑角式的人物。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关心的是俄国的社会正义，他怀疑程序正义能否带来真正的正义。所以电影才在结尾时赫然打出一句话：法律至高无上，但仁慈高于法律！
　　
　　俄版《十二怒汉》再度暴露了俄罗斯思想的短板：不理解程序正义的意义，不懂得在理性的程序性追问中，所包含的深刻人道主义内涵；而是凌虚蹈空，脱离经验的理性探求寻找道德正义。这正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俄国思想的悲剧所在。不难留意到两个版本中提及最多的关键词。美版中的关键词是“合理质疑”；而在俄版中，则是“良心”。当中的差别令人深思。
　　
　　浓重的俄国古典文学道统糟踏了这部精彩的司法电影。与悉德尼·卢梅特（Sydney Lumert）导演、雷吉纳德·罗斯（Reginald Rose）编剧的1957年美国原版相比，米哈尔科夫的俄国化努力，偏离了法治精神，更偏离了在反思社会现实时必不可少的理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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