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台词 > 影评 > ：《暴劫梨花》女性自救的可能性是由微语录网(www.5yulu.com)为您精心收集，如果觉得好，请把这篇文章复制到您的博客或告诉您的朋友，以下是《暴劫梨花》女性自救的可能性的正文：

　　《被告》是一部基于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电影，结尾出现的字幕明显的表达了本片的社会意义：“在美国，每六分钟就会发生一起强奸案，而其中的四分之一都属于轮奸。”我们大可以将这一比例联想到全球范围的女性之中。在社会文明程度尚且十分发达的美国就已达到如此比例，更不用说那些还处于更加深重的封建思想束缚与压迫下的妇女们的生存状态。创作者有意将主角设定为一个颇有“嬉皮”特征的年轻女孩，由这样一个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物在酒吧中惨遭轮奸的经历揭露出整个父权文化下对“强奸”行为的包庇与现有权力话语体系中对底层女性基本权力的伤害与蔑视。通过四场惊心动魄的法庭戏，影片的中心由与强奸者的暂时和解发展到对纵容者与鼓动者的集体惩罚。这可以看作是本片创作者在表达“强奸”问题立场上的一个颇具进步意识的立场。
　　
　　一、“强奸行为”的发生
　　影片开篇即展现了受害者sara被强奸之后的经历。从她怎样衣衫不整的逃出案发酒吧、满身伤痕的接受医学检查一直到在检察官的陪伴下再次来到案发现场指认凶手。在此过程中，观众从不同身份的人物中听到了许多版本的案发经过。但导演明显给我们留下了悬念，即当时的情景到底是怎样的？这一至关重要的影像直到全片的最后30分钟才伴随着关键证人肯尼斯的回忆展现出来。创作者用长达13分钟的时间赤裸裸的重现了强奸行为发生的全部过程，其中伴随着大量的主观镜头、特写镜头与露点镜头。这无疑是想展现给观众此行为的极端残暴性与带给女性的极大伤害性。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将本案中“强奸行为”的发生总结为两点：男性群体的纵容煽动与女性内部的集体沉默。
　　男性群体的纵容与煽动是“强奸行为”发生的最主要原因。从这一点更可以扩展到整个父权意识形态下对“强奸”问题的包庇。影片并没有如以往电影一样将批判重点放在对“强奸行为”生理意义的实施者身上，而是聚焦于那些煽动者与旁观者。正是在他们所代表的父权意识形态下，“强奸”的悲剧才会再三在社会上演。那些煽动者与旁观者与强奸行为的实施者同样属于有罪的施暴者。影片表达这一看法的方式是设计了四场针锋相对的法庭辩论戏。在第一场法庭场景中，主角为受害人sara，这也是全片第一次从受害人的角度完整的展现了案件发生的过程。sara的陈述遭到了辩方律师的集体围攻。他们的理由是sara在醉酒与吸食大麻的情况下并不能真实回忆出事发的经过。即使她所诉为真，在遭受强奸过程中，她也仅仅是通过说“不”，而不是高声呼喊“救命！快报警！”等明确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感受。因此围观者可能并不知道sara正在被强奸，他们仅仅认为这是一场表演。如果说这一场戏尚且可以作为父权制度为自己辩护的苍白之词，第二场法庭戏就彻底推翻了这一无力的借口。第二场的主角是案件的目击者，大学生肯尼斯。这一人物形象可以看作是父权制下良心未泯的少数男性形象之一。这一形象具有深刻的复杂性：他是施暴人科特的大学好友，同时也是案发之后匿名向警方报案的举报人。在他上法庭作证之前，创作者特意设定了他监狱探望科特这一场戏。因为不愿意使自己的好友蒙受追加四年的刑期，肯尼斯本能的产生了犹豫的想法。男性本身在反抗父权制行为上的软弱性显露无遗。最终在sara真诚的恳求下，肯尼斯还是说出了事情的真相（全片唯一一次回忆事发经过真实过程的影像展现也正是在肯尼斯的视角下完成）。这场戏的最后，女检察官问肯尼斯“你认为sara的受害经历是她自己的行为引起的吗？”肯尼斯低声回答：“不，我不这么认为。”这一句简洁明了的话语同时也宣判了父权制内部在纵容“强奸行为”中统一联盟的坍塌与瓦解。第三场法庭戏辩方律师对陪审团提出了到底要不要相信肯尼斯证词的问题。他们认为肯尼斯作为现场目击者之一，无疑也是有罪的。但他仅仅因为自己内心的不安，就试图将所有的围观者都拖下水，以此来洗刷自己的罪过，这是完全不可信的。陪审团如果选择相信肯尼斯的证词，就意味着他们相信肯尼斯也是犯罪者之一；而一旦不采纳肯尼斯的证词，所有的罪名也就不会存在，没有人会因此受罚。这场戏其实解释了父权制意识形态运行的过程：当所有个体遵循此意识形态制定的共同的行为规范时，即使做出了不法的行为，大家也都不会受到惩罚。因为当所有人都是犯罪者时，所谓的“罪名”也就无形之中消解了。而当其中少数个体试图反抗这样的意识形态，对整个制度构成威胁时，他必定会遭受守卫者的抵抗和驱逐。最后一场法庭戏是陪审团对整个案件的宣判。纵容与煽动者最终还是受到了法律的惩罚。这是好莱坞情节剧所惯用的结尾方式：矛盾与冲突的想像性和解。片尾的几个镜头也颇有深意：在宣判之后，sara和女检察官手拉着手深情的注视着肯尼斯，并用唇语对他表示感谢。也许这正是创作者作为一个男性所设想中最为乌托邦式的结局。
　　如果说男性作为父权制度下受益者理所当然会选择包庇与纵容，那么女性内部的集体沉默则是影片所展现的强奸行为发生的另一个原因。片中除了受害者sara之外，在强奸行为发生的过程中设计了两位女性人物：sara的好友酒吧女招待和案发时的一位女性观者。两人在明显注意到sara将会或者正在遭遇的危险时，都选择了穿起衣服拿起皮包立刻离开现场，甚至在走出酒吧之后也没有选择报警或是求助。这两个人物作为女性群体自身，不但没有成为父权制暴行的反抗者，而是同谋者。这也反应了当代女性主义运动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许多女性本应成为推动女性主义运动不断发展的进步力量，却因为长期的蒙蔽与父权意识形态的腐化成为了阻碍女性意识觉醒的重要障碍。她们在父权制机器的威慑与压迫下丧失了对自身权力的追求，成为了沉默者。而正是这种沉默，使得她们在罪行面前变向成为了同谋者。影片中那位纹身男人的妻子也是这一类女性形象的代言人。虽然她没有出现在案件现场，但是从她的丈夫对她恶劣的态度以及她对丈夫言听计从毫无尊严可言的行为中我们不难想象出她将会做出的选择。还有医院负责检查sara身体的两名医生。她们毫无人性关怀、完全面无表情机械化的问答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通过这些人物形象的展现可以使观者清楚的认识到女性生存状态的改善首先需要的就是女性内部的团结与协作。女性自身若在这场战斗中缺席，她们权力的实现也必将受到阻碍。
　　
　　
　　二、边缘人物权力的质询
　　sara是一位女性受害者，而且是一位来自社会底层的女性受害者。这无疑给本片提供了第二个主题：社会边缘人物在面对自身话语体系的缺失下，怎样才能争取到自己的权力。这一个主题可以从女检察官与sara关系的变化中摸索出线索。
　　影片的前半部分，女检察官作为国家机器的代言人，虽然与sara有着同样的性别身份，却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身份。在她们就案情的第一次沟通中，女检察官抛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你当时的穿着暴露吗？你长期酗酒和吸食大麻吗？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有前科呢？”这些问题作为一名检察官来说确实是必须要首先知晓的，但也正基于此而暴露了社会权力话语体系对边缘人群的不公正与歧视。作为一个明显的受害者，她首先遭遇的是权力体系对自己身份的质疑而不是同情与帮助。也正是因为sara不良的背景记录，她甚至连出庭的机会都没有。有着良好社会背景的施暴者被从轻判罚，而受害者却仿佛还应该感谢检察官在制定协议时十分“强硬”的立场。创作者让观众感受到，如果没有女检察官因为“性别身份”感同身受的坚持（无关罪行程度本身），也许施暴者连所谓的“轻罚”也不会经历。
　　转折点出现在sara面对纹身男的挑衅时所作出的回击。在那场戏之前的情节中，创作者就有意为sara的反抗打下伏笔。她将自己的一头金色长发剪掉，并赶走了与自己同居的毒贩男友。sara明确的说出了“我需要改变。”她长时间凝视着镜子中焕然一新的自己。这一镜像的运用明确的告诉观者，sara的改变，不仅是形象的改变，更是生活方式的改变与女性意识和公民意识的觉醒。
　　伴随着对自己权力意识的觉醒，sara开始了反抗。“撞车”这一行为至少包含着两层深意。首先是车的对比。sara作为弱势一方，驾驶的是红色的小型轿车，而纹身男作为各种统治权威的象征则驾驶的是一辆超高超长的重型卡车。创作者用鲜明的视觉符号设计明确表现出了两者强弱关系的对比。其次，在这种明显不平等的情况下，sara仍旧选择了毫不犹豫的撞向卡车。sara的两次冲撞即是她用自己脆弱的血肉之躯发起的对父权制度与社会主流话语体系的毫无获胜希望的自杀式反抗。她在此刻成为了一个战士，别无选择，唯有斗争。
　　sara的这种自杀式反抗最终唤起了女检察官的觉醒。她开始走出国家机器的职能，同sara一道成为了向其发起挑战的反抗者。她最先遭遇的即是来自与她一样的国家机器的阻碍。在与地区检察长的争吵这一情节中，社会边缘群体的利益与主流话语体系再次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创作者不断利用演员的走位与镜头的角度表现出这两股势力的交锋。在这场戏的最后，女检察官摔门而，对她的仰拍与对瘫坐在座位上的地区检查长的俯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也暗示着剧情的最终走向。
　　
　　三、女性自救的可能性
　　很难将《被告》这部影片定义为一部彻底的女性主义电影。从某种意义看来，它更象是50年代时期好莱坞导演道格拉斯·瑟克所拍摄的一系列情节剧电影。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家卡莫里和纳波尼曾这样评价瑟克的作品：“这类影片中内含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电影风格的无节制可以被看作是对意识形态矛盾的暴露，它内在于电影剧本之中。”在此类影片中，虽然会涉及到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但最终结尾终究会回归到大团圆结局中，而这种矛盾的象征性的解决丝毫不会对现存的意识形态造成本质性的威胁。以这部影片为例，施暴者虽然在法庭的宣判中受到了惩罚，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表现出丝毫的悔过。父权制思想认同下的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与伤害必定还将继续存在。
　　由此可以联想到最近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系列家暴事件。从李阳离婚案，到因长期忍受家暴而无奈弑夫却被重判的家庭主妇，再到每年不断上升的家暴统计数据，无不使人们对女性当今的生存现状感到触目惊心。法律保护制度的缺失与女性自身独立意识与权力意识的未觉醒共同造成了女性在父权制度下的受压迫性地位。《被告》这部影片无疑告诉观者，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沉默即是纵容，接受亦是同谋。女性唯有自救，才有可能争取到属于自身的基本权力。
　　而反抗就像一场战争，必须拥有如sara一样猛踩加油毫不畏惧的撞向各种强权之勇气，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即使是想像中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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