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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马庆云
　　彭丽媛大姨的男人说，中国当下，不能拿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拿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这话虽然伤及中国左右两派，但却符合一个整体论原则。中国自49年以来的社会，并非是一个前后割裂的政治脉络，而是有着起承转合关系的，这里边，一脉贯之的，还是吃饭的问题。前三十年，用集体主义的方式吃饭，吃不饱，但大伙吃的差不多差；后三十年，用个人主义的方式吃饭，有的吃饱了，而且吃的非常好，有的吃不饱，有的吃饱了但吃不好。这六十年，终究还是吃饭的问题。所以，冯小刚导演的《一九四二》与其说是民国史，不如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下史，是国人在吃饭之余，对吃不上饭的一种焦虑。
　　49年以来的前三十年，用集体主义的方式全民勒紧裤腰带，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后三十年，则是用个人主义的方式让一大部分人勒紧裤腰带，完成了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向大托拉斯资本主义的转化，从现在起的三十年，也是哲学上说的，中国正式步入世界化的三十年，则是怎样监控托拉斯主义、完善反垄断社会法则、将托拉斯主义产生的资本以社会福利的方式向曾经勒紧裤腰带已经六十年的底层转移。在这个历史节点上，陈力主导创作的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应运而生。
　　该部电影，显然在关注前三十年的吃饭问题，并试图通过邯郸伯延这个小地方来管中窥豹。为了更贴近吃饭问题这个主题，影片时间截口直接选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尾巴年一九六二年。饥饿是这部电影以后可能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一笔的最有价值的符号，与之相比，“周恩来”这三个字，只是一个政治化的符号，用这个符号来完成“影视作品立场性正确”的总局需要。
　　与冯小刚导演的《一九四二》相比，《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的编剧无法选择底层和高层两个阶层如何面对饥饿这个双线套路推进故事，因为“底层如何面对饥饿”这条线地推进，必定面对“建国后”的“政治不正确”等诸多审核问题。诚如一些野史中所言，一九六二，依旧如一九四二一样，饿殍遍地，流民四野，如果将这些展示出来，一定是我们当下的影视审核制度所不能容忍的——当然，我坚信，这种不能容忍，会在未来的三十年内，有一个巨大的突破。
　　陈力主导创作的“一九六二饥饿电影”如何展示这种饥饿状态，便成为该部电影是否具有电影史学价值的决定性因素了。在《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中，影片通过周恩来这个符号化的人物的眼睛，观看到扒光的树皮、树叶，并通过一个童言无忌的小女孩的嘴巴，告诉观众，吃树皮、树叶，确实是那个年代的主要生存方式之一。影片甚至于以最温和的方式向“周恩来”送递糠做的窝窝头，并最善意地希望总理在只喝树叶汤的时候，能减少饥饿。这种以“爱总理”的方式传递“社会价值”与“历史信息”的方式，无疑合理地躲避了总局对影片政治性正确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作为宏大历史事件之下的细节叙事，陈力主导创作的《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不忘直接将镜头对准采摘树叶、水煮树叶和吃树叶的整个过程。这幅全景图的影像学价值颇大。乃至于影片后半部分，用“周恩来”的追问“原先的棉花地为何要种红薯”来引出一个历史性真实——在饥饿的年代，红薯乃至于红薯秧子都可以充饥，而且是做有效的充饥方式之一。
　　吃糠咽菜，是拉不出屎来的。影片用“邓颖超”给村民们送开塞露这一桥段讲出这一历史真实。长时间食用这些东西，不仅拉屎困难，甚至于会出现活活憋死的状态。历史记载，明朝饥荒时期，很多人食用观音土，最终活活憋死的情状。当然，一九六二，也并不会也不可能会比明朝饥荒幸福。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不愿意或者也没有能力用“绝望的死亡”来实现“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境界。关于这一点，我想，陈力可能太女人了，“建国后”也可能太爷们了。
　　如果说《一九四二》的价值所在，那便是，对我们这个民族为何救灾不力的一种整体性观察，尤其是对上层建筑的观察。这种观察，涉及到民族性上的劣根性问题。作为建国版《一九四二》，《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也必须要对为何出现灾荒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解答。该部电影，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给出了一个显性答案和一个隐性答案。
　　显性答案，是通过影片人物之口说出的——大伙吃大食堂的时候铺张浪费，有多少家底都会折腾干净的。而作为隐性答案，则是中国的农民太过于淳朴善良了，以至于国家牺牲他们的利益作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将粮食所产生的商品学价值都调配到工业上了。这个隐性答案，以伯延农民一心一意为党中央着想的方式挑明。
　　其实，周恩来等人的伯延调研，与其说是深入一线、了解最真实的农村生存状态，不如说是，对“资本原始积累”的一次危机公关。建国后，需要迅速实现工业化，工业化的物质基础是什么？是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毛泽东当一批政府决策者，大多农村出身，他们很清楚粮食的亩产量。为何对各个公社放卫星一样的亩产万斤视而不见，甚至默许呢？因为他们需要农民放卫星，这样，才能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实现粮食的大额的上缴，这种上缴，则是资本的原始积累最重要的组成部门之一。
　　但是，这种积累，在“三年困难时期”出现了大量死人的事情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只能暂时停一停。这段历史，我们需要几百年后重新认知，才能进行合理的分析，不能简单抨击或者无底线唱赞歌。这段历史，与英国历史时期的“羊吃人”运动一样。任何的资本主义，不经过这个阶段，都很能形成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
　　影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看似在歌颂伯延老百姓的质朴、无私，实际上用隐性的方式说出了，中国当年的资本积累方式的群众基础问题。
　　值得思考的事情，是建国后的前三十年，用让绝大多数人吃不饱饭的方式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才有了后三十年资本市场的快速腾飞。前三十年，甚至于以饿死人的方式，完成了国家基本上全部的工业体系的建设，才有了，后三十年，基本上没饿死人的工业体系带动整个社会基本上吃饱饭的状态出现。《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在重温前三十年的历史，并且将这种思考浓缩到“周恩来在伯延四天四夜”这个具象的符号中来。
　　后三十年，尤其是最近几年，中国主流思潮中，开始出现对前三十年的批判，尤其以人道主义的批判居多。个人认为，这种批判，在这个建国六十年的历史节点上出现，它的价值正在于，催促社会转型，要求在未来的三十年内实现资本市场成绩的全民共享、实现社会福利的合法普及、实现对每个人基本权利的尊重——这些实现，不过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的一种必然。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周恩来的四个昼夜》重新面对与讨论吃饭问题，是有哲学价值的。
　　从影片的拍摄手法上来讲，该部电影的导演镜头调度不差，故事的起承转合基本上贴合了电影审美的需要，影片置入感很强，建议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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