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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南京！》是那种可以让人安静地坐在放映厅里，从打出片头字幕起，观众就感到双腿开始发抖的电影。铺天盖地的专访报道和媒体剧透，使很多人都带着“接受震撼”的心理预期而来，只是不知道震撼会在第几分钟和以怎样的形式出现。这种滋味如同看到一个冒烟的爆竹摆在你跟前，要炸、要炸、还不炸……比冷不防的耳后炸开更令人揪心。
　　 《南京！南京！》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我们的这个时代的集体观念已经做好了辩证看待屠杀史实的思想准备。以前我们是怎么记录南京的？没完没了的烧杀、没日没夜的奸淫，全都在哭诉。当年的小学思想政治教科书中，有一本叫《忆国耻、铸国魂》，看完之后只能产生一种情绪，就是愤怒。用“中国人已经束手就擒，日本人还要草菅人命”这样一种简单的逻辑来突显南京大屠杀本质上的荒谬性；到了1995年吴子牛拍摄《南京1937》的时候，影片首次从日本女性的视角来审视战争的复杂：中国医生成贤和他的日本太太理惠子为躲避战乱从上海逃到南京，却遭遇到了惨绝人寰的屠城事件。这是一次对于国外人道主义主流意识的拙劣模仿，“医生”（人道主义）、“日本太太”（无国界身份），符号化的人物设定严重脱离历史原型，使影片最终走向失实和失败。
　　 过于脸谱化、戏剧化的战争呈现方式都已分别在上几波现实主义批判潮流中被彻底否定。更何况，诸如《辛德勒名单》、《钢琴师》等一系列国外同类题材影片，已经精准地教导国内观众如何多视角地看待人性的罪恶。所以中国必然会产生一部更“时髦”的战争电影，不搞二元对立、不做作。从这点来说，《南京！南京！》是必然的，陆川是偶然的。
　　 4年前，陆川刚结束《可可西里》的拍摄的时候，手头同时握有好几个题材，包括当时已经被媒体热炒的《边疆》。“《可可西里》之后，我也自问想拍什么，”陆川说：“这个题材必须要满足我对强悍、野蛮、粗犷，生命与死亡的表达。《南京！南京！》的这张桌子恰好够大。”而等到他送剧本的时候，电影局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案子已经有四五个了。论先来后到或资历，陆川都不占先，本子差一点就被外交部给毙掉。至于剧情，《南京！南京！》的雏形里原本还有姜老师和陆剑雄的爱情戏，整个拍摄过程也就成了对剧本的颠覆过程。“我是一个没经历过生死的人，我在家里写剧本，很多东西是想当然的。”陆川说，也是在拍到一半的时候，他很偶然地意识到：“我已经不是在拍‘南京大屠杀’这个具体的事了，我觉得我们可能在拍关于人如何认识战争本性的一个东西。”
　　 一路跟着电影剧情走下来，突然感到有些辛苦，观众有太多的人物要进入，结果每一个都来不及。《南京！南京！》的主角就是南京城，任何演员都是这座生死之城的配角。这种以多个小故事拼凑南京全貌的结构，是一种相对便于处理，却很难处理到位的两难选择。
　　 影评人魏君子说：“《南京！南京！》的技术很强大，每个场景单拎出来都看似牛逼，这是影迷的胜利。但如果作为一个整体就很割裂。”所以每个人心中都能留下守城士兵的眼神、避难所里举起的手、手拉车上的四具裸尸……但在碎片化的影像之后，不仅没能留下一个鲜活的人物和一个荡气回肠的故事，还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叙事逻辑。
　　 崔卫平把这种剧情的割裂称为电影的“失忆”，“在影片本身135分钟的长度之内，它再三忘掉了自己曾经说过什么，好像之前发生的是另外一些事情。”在崔卫平的博客里罗列着这些在她看来“前言不搭后语”的桥段：前一个情节是日本兵对俘虏们下令“起立，江边赴死”，而后一个情节里，却又把刘烨第一个带头站起来“赴死”的体态、表情，处理得像听到歌里唱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样英勇；还有影片结束时的老赵，满脸堆笑，难道他忘了在几个钟头以前，他还在卡车上大呼“姜老师，救我”，结果害姜老师送了命？更不用说整部影片中时而激起观众的仇恨，时而又把日本兵刻画得像是来南京度假的大学生……
　　 “《南京！南京！》更像是一部电影习作，而不是能够拿到观众面前的成熟影片。”崔卫平说：“我可以接受对日本兵的人性化描写，但那应该是建立在影片承转起合的连贯情感之上。像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中对于辛德勒由发战争财到救人的情感变化，是依托于一个合理的情节和逻辑的，而现在的《南京！南京！》仅仅是画面的叠加，而没有进行衔接。”
　　 陆川此前曾说：“我是为了几场戏而拍《南京！南京！》。”这个出发点也许本来就注定了影片的片段化分裂。像陆川在影片还未成形时，就已经决定要展现的那场日军祭祀舞蹈戏，崔卫平评论说：“影片之前讲述了太多中国人的死亡和蒙羞，情节的能量和观众的悲愤都在这里。然而现在得到正式祭祀的却是将皮靴踏在别人家园上的侵略军，这是哪儿跟哪儿啊？陆川后来接受采访时解释说‘战争的本质说到底就是精神的折磨，是一种异族的文化在你的废墟上跳舞’，什么东西啊，我不明白。南京大屠杀这么严肃一个事，怎么能够靠自己的想象来解释？”
　　 《南京！南京！》现在几乎获得了国内观众一边倒的好评，崔卫平说她不得不承认对中国观众的失望，“很多观众不会看电影，只会看片段。有很多人是带着手绢电影院的，他们早就期待着接受震撼，并因为对于震撼的设想在单个镜头中得到印证而感到满足。他们没有看出来《南京！南京！》在哪些地方进展了，在哪些地方停滞了。”
　　 其实很明显，大多数人面对“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都没有从一部电影本身的艺术角度评鉴，而是津津乐道于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解读。“很多观众在电影院中自觉地将纪录片的天然震撼性和《南京！南京！》混为一谈，他们在片段化的、自我暗示为真实影像的场景中，畅快淋漓地享受着自我道德感动。”崔卫平说。而这种奇妙的观影感受转换，也正是中日两个当事国都对影片如此敏感的原因。
　　 日本《产经新闻》在《南京！南京！》首映当日即发表文章称：“这部黑白电影模拟纪录片的方法，给观众造成好像电影内容都是真实的印象……特别突出了暴行和残虐的场面……观众席上发出悲鸣和怒骂声。”一个星期后，由中法德合拍的《拉贝日记》也要公映，联系到5月4日是“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日，日本一些人士神经紧张。《每日新闻》在报道此事时称：“这类题材的电影很可能成为日中之间新的火种。”
　　 目前中日两国60%以上的人口没有经历过战争，多数人对于《南京！南京！》这类影片的理解都是建立在各自历史教育和口传身受的影响上。在日本，很多人觉得战后自己的道歉已经够多了，无法理解中国人干嘛还老叫我们认错，老拍南京大屠杀题材的影片，觉得这是一种利用历史的勒索手段；就像在中国，很多人无法理解为什么日本明明是战争的加害国，却总在强调自己的被害一样。以前国人总是带着民族仇恨的眼光看待南京，却很少从战争罪恶的角度来认识双方的受害。所以此次来自中国青年导演的具有突破性的独立思考，就更加显得弥足珍贵，以至于整个中国都极为配合地营造出了宠爱《南京！南京！》的襁褓氛围，也使对于影片的理性艺术批判在意识形态解读的面前变得一文不值。
　　 然而如果沿着意识形态仔细深究下，陆川在《南京！南京！》中，也只不过是一次剑走偏锋的浅表性尝试。“虽然每帧影像似乎都有历史原型，都那么真实，但历史肯定不是这部电影呈现的样貌。”影评人魏君子说：“在这部电影里，历史素材只是陆川用来表达个人意念和美学理念的工具。”陆川在影片中专心地塑造着在整场电影中都格格不入的角川，沉迷于挖掘零星的抵抗来验证自己的“中国人有所作为”观点，他从一个框框进入了另一个框框。如果说以前的南京题材影片是“主观片面”的话，那陆川才刚做到“客观片面”。
　　 在崔卫平看来，陆川所说的抵抗只是一种“义和团式的抵抗”，“在拿平民作毫无道理的牺牲这一点上，这部影片与过旧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区别，非常僵化和仅仅停留于原地。”而反过来陆川对于日本士兵的刻画，则被崔卫平讥讽为是“让一部分人在人性方面先富裕起来”，她说：“对他们（日本兵）的处理，影片的确比此前有所改变，这部影片的‘思想解放’的空间就是为这些人度身定做的，这是这部影片‘一边抵抗，一边救赎’的真相。”
　　 而对于屠杀的深层次原因，对于成为“战争机器的螺丝钉”的平凡之恶的揭露，陆川主动放弃了。“起码我没有看清日军是如何由人变成兽，哪怕是一个。”魏君子说。崔卫平也在博客中指出陆川对日军的刻画，只不过是“给罪恶华丽转身，给为人不齿者披上人性外衣”。二战时期曾在中国服役的日本军人服部弥一在自己的证言中提到：“到战场之前连一只小虫豸都不敢碾死的我，在自身兽性的内部潜伏着以杀人游戏为乐的不知深渊的魔鬼生命。”假如陆川能将上战场之前的服部弥一蜕变为以杀人游戏为乐的魔鬼的过程给描绘出来，那又如何？
　　 如果要说《南京！南京！》真正值得人们叫好的地方，其实也就在于它的态度和它的尝试，就像陆川自己说的那样：“《南京！南京！》至少开了一个口子，让大家再想这件事的时候，可以往这个方向走一走。”目前在日本民间层面，已有人在网上发起了要求日本国内公映这部影片的联名签名运动。黑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步平说：“对于战争的谴责和对和平的期望是中日之间交流历史认识的基础。”而《南京！南京！》是这种期望的第一次影像化表达，这才是这部影片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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