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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和》中的喜剧美学,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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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和》是一部粤语、普通话交织的港片。在这部影片中,语言既是调侃的对象、矛盾的表现形式,也是喜剧化的表征。其中随处可见文白交织的对话场景。在南洋店主张三波被叫到隔壁北大洋服店与店主李老板见面的时候,李老板不知张三波是隔壁来探视情况的竞争对手,十分热情地烟酒招待,连连夸对方西服料子好,最后表露出推销自家洋服的本意。在这组对话中,李老板的普通话、张老板的白话形成一组矛盾。其中,烟、酒作为重要的辅助符号体现了传统中国人(尤其是大陆人)强烈的人情观念,而高脚杯装的鸡尾酒和雪茄则是对这种传统的解构和架构,这是一种视觉化的文化冲突。从语言技巧上讲,李老板的普通话字正腔圆,试图利用“冷热水交际效应”来拉拢“顾客”,反映了以人情为基础的中国社会交际观。张老板对李老板却丝毫不奉承,在最后李老板得知自己身份后,以白话重复了一遍先前张老板的普通话:“价钱又不好,手工又贵”。矛盾冲突彻底由暗到明,以语言为表征的文化冲突在李、张的对话中为整部戏奠定了基调,即港陆矛盾中父辈矛盾的具化:善于运用社交手段、企图在港立足的大陆人,和对大陆人反感、有很强地域自豪感的港人,在面对新时期潮流的冲击时,该如何相处呢?
  黑格尔说,“在喜剧里有一种自信精神,——它依靠某个东西, 坚持某个东西, 一心一意地追求这个东西, 而总是遇到它所探索的哪个东西的反面,—然而它从不因此存在任何怀疑, 也不反过来想想自己, 而始终是对自己和自己的事情充满信心。” 一般而言, 喜剧人物总是充满信心, 或者说是执迷不悟。再来看看这对父辈矛盾中,陆人对港人由讨好到争执的发展变化。港陆人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五六十年代的“大逃港”,让很多陆人到香港寻求生存发展的空间。对资源的争夺,是港陆人的核心矛盾之一。在影片中,李、张二人围绕“冰箱”展开了争夺战。价格昂贵的冰箱是李老板分期付款购置的。初到港的李老板,刚租好房子,店才开张,就开始玩起了“奢侈消费”,这无疑也是港人对陆人劣习性的“刻板印象”之一。在此,冰箱成了港陆人共同居住地的一大“资源”。在冰箱刚被搬进公寓时,卖冰箱的人持普通话向张老板推销自己的冰箱,李老板用粤语重复:“最新款,流线型…”白话对普通话内容的重复由前面的主动反击到此时的被动模仿,喜剧人物张老板作为被调侃的对象走入了一种“执迷不悟”,即由一种商业竞争引发的敌视到对对方行为上的根本不解和排斥。这使张老板更坚信陆人和港人“冤家路窄”。在后来,由于李老板经济困难,无法支付冰箱分期付款的款额,张老板见机以二手价收购冰箱。李老板在被问及冰箱为何要被抬走时,谎称“冰箱坏了。”张老板知道实情后,向冰箱公司咨询是否可以“二手价”买入。陆人“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刻板印象在戏里又一次得到体现。而港人以“二手价收购”精打细算的形象也和陆人形成鲜明对比。
  此外,围绕冰箱展开历史性探讨。冰箱作为一个二者都眼红的资源在戏里面临着“被抬走”和“如何利用”的命运。起初占有冰箱的陆人李老板,虽然有一个人人眼红的“大冰箱”,但是自己实际并无能力支付,却还要分给港人张老板使用。香港自秦始皇建南海郡以来一直是中国版图一部分。中国王朝虽历经朝代更新,但地域辽阔,香港却始终是朝廷鞭长莫及的蛮夷之地。直到十九世纪,经历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发现了香港作为优良港口的真正价值。而五六十年代刚建立的新中国,内外局势困窘,香港只能暂时作为一个自由港被保存下来,暂不归入中国主权。六十年代也是香港工业、电影文化产业已有起色之机,对于这块土地,港人似乎更有自信能管理好。在这部电影里,“冰箱”作为一个使物品由购买到冷藏到利用的中转站,恰恰是香港这块土地的象征。大陆人追求空间上的“大”,却不能物尽其用;而香港人追求经济上的“实惠”,以此在大陆人面前好好夸耀一番自己的利用之道。这是起飞中的香港在大陆面前的自信。
  子女辈的港陆矛盾在这部戏中是另一个焦点。其中,文白交融的对话同样作为笑料呈现。不同的是,李老板的女儿李翠华已经能自如使用白话。李翠华是往返于上海和香港这趟航班上的空姐,经常穿梭于两地的经历也为她开放融合的思想提供了理据。在子女辈的矛盾中,李翠华与张老板女儿张丽珍的矛盾最突出。起初二者因为恋爱问题,产生了不少误会,闹出了许多笑话。这些误会终于引发了一次争吵。双方都认为对方与自己的心上人有私情。在回到住所时,一向对广东人用白话的翠花突然说起了普通话,而丽珍不甘示弱,用白话反驳:“南方有佳人,南方人漂亮。”翠花更是举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皆出自北方的例子为自己辩驳。文化的同源和语言的异化成为一组新的对立。这种在历史分化中产生的缺失和断裂本身就是一种喜剧化冲突——源于一种对对方似是而非的了解和容易被自我戳穿的辩白。这种争论往往没有后果,而是走向一种虚无。类似于康德所说:“笑是一种从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化为虚无的感情。”期待的东西只有转化为虚无才会产生喜剧的“笑”。这就是为什么这部戏里充满了没有结论的争吵,而最终归为“和”。子女辈的矛盾是最快也是最先归于“和”的。翠花把洋娃娃还给丽珍,用普通话道歉,虽然丽珍依旧用白话回应(可能她也不会普通话),但是在这组对话中,语言的异化由于双方的坦诚反而成为了“和”的手段。这也是“南北之争”在实质上真正达到“和”的一种体现。此后,丽珍和翠花建立起了友谊,而丽珍和文辉、翠华和文华这两对南北恋人建立起了爱情,南北矛盾在子女辈中彻底达到“和”。
  父辈的矛盾却直到戏尾才得以化解。两位父亲除了在生意上有争执、在冰箱这件事情上互相讥讽,还在文化上产生冲突。在出租屋公共间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张、李由于收音机播放的音乐产生了争执。李对张说:“你们南方人就喜欢听这些最难听的东西。”于是二人在出租房里开始了歌喉比拼,一个操着北方京腔,一个操着南腔。音乐作为语言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此把争执推向了一个高潮。高亢洪亮的嗓音和低回婉转的旋律因情绪化的表现而变得视听突出。对于两地文化差异的质疑在父辈中又一次被提出。但这依然是场没有结果的闹剧。同源的彼此谁也无法证明自己的文化更优秀。于是,争执的结果就是张、李分别被自己的孩子拉开。
  人性与自由的交融构成了喜剧美的内质。张、李在电影的后半部分还因为生意资金周转问题、儿女婚配问题发生争吵。最终,顽固的父辈港陆人在历经“折腾”后,不得不融入子女开放的思想观念中,接纳彼此。喜剧结尾,两家人聚会选择的那家日本料理店也同样值得关注。整部电影中出现了许多不止大陆和香港才有的文化符号。这似乎是导演或者说香港人的一种期许,即自由与融合。“南北和”也是一种尊重个性的“大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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