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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其实是一种必然
　　 文：梁卫星
　　 我对大肆炒作的东西一向缺乏兴趣，对张艺谋更无兴趣，这个人从没能给过我哪怕一点点惊喜或震撼。
　　 因此，我对《英雄》一点热情都没有，当网上骂声铺天盖地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对张的揣测又一次应验了。我没有任何失望，有什么可失望的呢？这个人还能拍出什么好东西出来吗？
　　 然而，我终于还是看了《英雄》，又是朋友的盛情要挟，他是一个张迷，我看过的张的片子几乎全是他强行提供的。而且全都是千辛万苦弄来的盗版，盛情难却，就当是消遣吧。可是，这一次我却一点消遣的感觉都没有，我感觉吃了一只苍蝇，难受之至。和先生一样，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的，但每次又都证明，我还是过于天真了，我似乎永远都想像不到那些总是以精英自居的中国人究竟有多么无耻与下*。
　　 的确，这一次张玩得太过火，他居然玩出了原形，他居然把电演当成了纯粹的宣传工具，迎合的对象自然是不劳而获为富不仁而又炙手可热的权贵阶层及其意识形态保护伞。
　　 看完电演，我很久不舒服，我的眼前时常浮现出影碟上的一行字幕，说来好笑，不是任何一句台词，而是片头上的一行大字：中国正宗盗版公司。这一行文字使我意识到中国人的智慧实在非同寻常——很搞笑是吧，但它却又一针见血的给我们伟大的张大导演定了位：张大师的的确确乃一正宗盗版公司，回顾他拍的那些滥片，竟无一不是用电演语言复制当时流行的思想文化潮流或主流意识形态以迎合所谓的思想精英或权贵阶层及统治者。时代流行什么，他就盗版什么；权贵们需要什么，他就复制什么；而时代当然是伟光正的时代；张大师可真是与时俱进啊！
　　 —、《老井》、《红高梁》
　　 《老井》与《红高梁》的时代属于文化寻根思潮席卷大江南北的时代。不能说寻根文化思潮在80年代中晚期不具备进步的思想文化意义。然而，这样的进步意义是要大打折扣的，他有一点类似于新月诗派之于国民党的关系：小骂大帮忙。而且，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寻根返祖的潮流可说比比皆是，几乎每一个动乱年代之后都会兴起这样的寻根思潮。这些寻根思潮从根本上说要么为统治者寻找其统治的合法性新依据；要么为统治者前段时期的荒唐统治寻找有力的借口；要么为处于惶恐中的知识精英寻找新的思想资源以缓解精神危机，实质上仍是为逃避自己的良知与责任寻找心安理得的理由。可以说：中国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寻根热情是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中国每一急须变革的时代保守力量强大之极的根本原因之一；可以说：五千年治乱循环的历史也是奴隶或奴才们寻根与尊根交替的历史。是以，中国任一时代的改革几乎都以一种奇怪的形态告终：往往是改革的外壳，而整合改革后思想文化与政治伦理秩序的依旧只是传统文化。只不过每一时代的这股传统文化整合力量或有不同。比如孔子企图用以整合他那一时代的文化力量是周礼，汉初是黄老之道，汉武帝时代是儒术。这些传统文化对每一时代崩溃分裂的社会文化政治伦理秩序的整合作用是勿庸置疑的，问题是，中国的思想家们从没能想过中国文化之根究竟是什么——当然，每一种文化学说都有自己的道，但这种道是不是终极似乎不言自明，无须追问。这根应否批评也从没人想过。往往是这一时代需要此种文化整合力量就将此奉为圭臬，那一时代需要彼种文化整合力量也将彼奉为圭臬，结果总是那几种文化思想在互相攻讦，其势力因时代不同而此消彼长。思想家们从没有想过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对这些传统文化作整体的审视，更没有想过这些传统文化其所谓的终极之道在现实层面与势的关系究竟是谁占上风。是以，每一时代的变革其结果都是这些根缓解甚至消除了专制皇权与独裁统治的合法性危机，从而无一不为统治者所接受甚至恩宠有加。
　　 80年代中后期的思想文化寻根思潮依旧循此老路。当中国的思想文化精英们把眼光投向远古投向民间时，无论他们是服膺还是批评，其实都缓解了党国统治的合法性危机，为党国的糟糕统治寻找到了有力的藉口。传统文化祸国殃民吗？是啊，如此流毒深远的传统文化的确祸国殃民，幸而有我党的英明领导，否则，十年动乱怎能及时制止！国民深具劣根性吗？是啊，如此可怕的国民劣根性，十年之间阴谋阳谋出卖虐杀……怎能避免呢？还好，有本党力挽狂澜，否则，不知会到什么地步！你歌颂传统文化吗？那好，我们就是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我们要稳定压倒一切，我们要以德治国！寻根就这样事与愿违的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他不仅客观上变成了为专制与独裁辩护，甚而还加大了专制与独裁的力度。可见，寻根的积极意义实在要理性估价。比如魏晋南北朝时代玄学的盛行实质就是当时知识分子逃避自身责任无视司马氏政权高压专制统治而形成的时代风潮。这一股时代风潮对司马氏的非法统治并无任何反拨作用，甚而相反。与此类同，兴起于80年代的寻根思潮尤其是随后的国学热实际上迎合取悦了统治者，成为统治者掩饰历史脓疮实行专制独裁的最有力的支持。张艺谋无疑是深知此点的，在《老井》中，他深挖狠批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愚昧落后顽固保守的中国形象与各种劣根性怵目惊心的中国国民形象。这样的形象既博得了深刻严肃的美誉，又取悦了知识精英，更迎合了专制当局，当真是一箭多雕，厉害之至。到了《红高梁》，他又出尔反尔，同样是塑造农村人的形象，这一次却变成了充满狂野生命力并能为中国人的劣弱注入雄性激素的英雄形象，没有人注意到他在这两部片子中的自相矛盾，他依旧战绩辉煌，一箭多雕。
　　 二、《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
　　 90年代，人性是中国思想文化界最为关心的问题，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先锋文化人。在人性的旗帜下，他们肆无忌惮的释放着下半身，并美其名曰：人的彻底回归与解放。毫无疑问，由于文化的政治的伦理的道德的等各方面的原因，中国人之人性的确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遭受着巨大的禁锢、有着巨大的扭曲。所以，在80年代人的回归之后，90年代人性的彻底开放，成为了中国社会又一显着景观，其进步意义自是有目共睹，然而，当中国人狭隘的将人性的回归与解放纯粹理解成性的开放时，我们能不能说，人性同样遭受着深重的禁锢与压抑呢？没有人这样想，他们尽情的为下半身的赤裸欢呼着。张艺谋又一次抓住了这股热潮，在这两片中，他不仅拍性，而且还拍乱伦、拍争风吃醋，与其说他是在批判性的异化与人的沦落，不如说他是以其为佐料，以迎合人们窥视的欲望、狂乱的梦想。他又成功了。一般人当然喜欢看，谁不喜欢看性呢？知识分子更喜欢看，他本来就是拍给这些人看的，目的当然是获取其认同，甚而成为他们之中的精英——后来不是有作家专门研究张的嗜好写小说以期一朝入张眼，身价便倍增吗？而这一切对统治者来说，不也是一种变相的歌颂吗？影片的20、30年代背景之设置实在是独具机心——对比之下，党的英明伟大不正蕴含其中吗？
　　 三、《秋菊打官司》、《活着》、《一个都不能少》
　　 如果说此前阶段的张艺谋以批判起家，通过批判成就了其在国人心目中尤其是那些他其实打心眼里瞧不起的精英们心目中廉价的大师地位，也让当局比较满意，那么从《秋菊打官司》起，他便开始了公开的歌颂。张艺谋这样做是有原因的。此前，他所做的一切为他赢得了精英甚至大师的殊荣，也引起了官方的重视，然而批判毕竟是戴着镣铐跳舞，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拍错马屁，那么多年处心积虑建立起来的基业就有可能毁于一旦。如今，他对精英们的利用达到了目的，他没必要再把他精力耗在他们身上了，而且，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此前的批判如果有文人深文周纳，给他一个罪名也是现成的，这么多年看各方眼色行事实也够累的，那儿比得上歌颂来得干脆。那些所谓的精英其实也都是一些名利之徒，如果有了尚方宝剑，再给他们一点颜色，他们还不屁颠屁颠的！于是就有了歌颂阶段的创作。
　　 《秋菊打官司》直接配合了当时党国对中国式法制建设的号召，其对党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歌唱如愿以偿的为他赢得了当局的赞赏。然而紧接着的《活着》却使张大师遭遇了出道以来最大的滑铁卢。这其实是一个天大的冤枉。《活着》遭遇封杀一定是张大师万万没有想到的，要知道张大师为党国真是用心良苦啊。拍《活着》的时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矛盾正日益尖锐，官僚资本主义席卷了中国几乎所有的资产，农民基本全部破产，下岗工人遍布大小城市的大街小巷，人民对政府的失望与敌对情绪与日俱增，苦难……苦难……触目惊心的苦难，中国其实成了一个随时可以爆炸的火药桶。忧党忧国的张大师急啊，于是便有了《活着》。这部电影取材于另一个正在走向堕落的先锋作家余华的同名作品，和原作一样，电演塑造了一个在无穷无尽的苦难中逆来顺受安分守已乐天知命的奴隶形象。毫无疑问，张拍这部片子的目的就是要苦难中的人们漠视并遗忘苦难，平和冲淡与世无争与世无怨的活着。这部片子其实宣扬的是彻头彻尾的奴隶甚至是奴才哲学。张大师当然希望这样的哲学能使苦难深重的人们彻底消泯内心深处的绝望与怒火，像虫子一样活着。只有人们像虫子般活着，党国的江山才能稳如磐石，张大师也才能永远做他的社会精英！然而，张大师这一次的一腔苦心却被当成了驴肝肺，张大师冤啊。那么张大师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有，不然，也不至于拍错了马屁。张大师错就错在原搬了小说中的时间跨度，那是小说啊，电影是视觉形象，一旦公映，可是要入全国人民之眼的，而电演里涉及到了太多的伟光正时代，那不是不仅没法让人们忘记现实的苦难，反而还要人们也记起往日的苦难吗？更何况这苦难又与我党有关呢？真是大师千虑必有一失啊！挨了一闷棍的张大师为了将功赎罪，表达赤诚，立刻拍了《一个都不能少》，歌颂党的人道主义歌颂党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歌颂党的英明政策歌颂社会主义优越性。党看他态度还算可以，就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拍申奥片。大师自是施出了浑身解数，好在申奥也成功了。张大师自是功不可没！
　　 危机总算过了，但张其实心有余悸，他一直都在想着怎样成为党国要人，这一段时间，李安的《卧虎藏龙》给了他深刻的启示——其实，张的电演从来就没有什么独创，他的每一部片子后面都有一个或数个国内外其他名导演的影子，这一点几乎和中国80年代后成名的作家一个德性！这一次，他要让伟光正梦中都笑出声来。
　　 《英雄》于是出世了。
　　 四、《英雄》
　　 关于《英雄》，我其实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大家有目共睹。
　　 这是一部赤裸裸的政治宣传片，有点类似于希特勒的御用电演人所拍的片子。他给暴君安上了英雄的王冠，他毫不隐讳的叫嚣着天下一统的专制王权思想，他给暴力给残杀给血流成河给尸骨如山寻找到了一个莫明其妙的理由：和平。
　　 张大师果然厉害，他这一招既歌颂了伟光正的基本政治体制又支持了其现行的一系列基本政策，而且还为他们的所有恐怖与暴力行为找到了合理合法天经地义的理由。张大师是如此急于表白忠诚，他甚至取消了故事情节——他不能不这样做啊，因为只要有情节就有可能产生歧义，张大师怕呀，再说，拍申奥片多风光啊，那可不是谁都能拍的，他还没从那种纯粹的宣传激情与君恩深重的感怀之心中走出来哩！可怜了几个好演员，他们被张大师当成了邀功请赏的工具。不独如此，张大师还似乎在拍旅游风景区的广告，以为党国的繁荣盛世招徕更多的游客。——实在厉害！
　　 够了，不用多说了，回顾张大师的导演史，我们可以说，他从一个所谓的先锋导演变成一个赤裸裸的御用电演[阉？]人，一点都不偶然。因为他骨子里从来就是一个无耻的奴才，从来就是以民众以知识精英以流行文化思潮作为工具以取媚邀宠于当局。也正是因此，他其实是这20年来，中国流行文化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最尽职尽责的复制者。
　　 张艺谋不过是我的一个个案研究而已，类似于张艺谋的文化人还不知有多少。
　　 呜呼哀哉！
　　 附：由于本人身处乡野，资料阙如，所以有很多地方未及展开，比如关于寻根的理解，关于张的一系列电演的详细评论，所以此乃未定稿，待一切齐备之后，再酌情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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