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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先从人人都爱的中石同志说起
　　
　　崔中石是何等样人？
　　
　　三十一岁进央行，七年工夫，从小职员做到独当一面的分行金库副主任，管着所有的黑账本。一无煊赫家世二无雄厚根基，唯一的“上层路线”还是个见不得光的gcd，崔副主任靠的是什么？
　　
　　祖峰一登场便全明白了：只见他风度款款，周旋于权贵之间，轻声慢语，句句是要害之言。一支烟摆平徐铁英，一把椅子摆平马汉山，一块剩饼搞定方孟伟，一甩袖子便撂倒曾可达。收伏老婆孩子领导小弟自然不在话下，同是为理想抛弃爱情，梁大教授被多少人骂成禽兽，崔副主任一句“碧玉吾妻”，全体女观众的心都要碎了。至于在敌人眼皮底下传个情报搞个反侦察，统统小菜一碟。
　　
　　什么叫人格魅力，说白了，这就是个情商智商都高到爆表的人物，高到就算他把谁卖了，恐怕对方还要心甘情愿替他数钱。
　　
　　这样的一个人，竟然是个gcd，不用说gcd已经胜了。
　　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多了不起的主义，才能让崔中石这样的人为之献身？
　　
　　
　　2 从修齐治平到乌托邦——两派中国精英的政治理想
　　
　　从古到今，理想社会大体都是一样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最多再加上个国际上有地位有尊严。所谓路线斗争，略争权夺利不谈，也就是实现这些理想的方案不同罢了。
　　
　　然而民国末年的现实，恰恰是把这个理想翻了个面：凋敝动荡，民不聊生，大小贪官赚得脑满肠肥，老百姓和军队要吃上饭还得仰美国鼻息看美国脸色。能甘心吗？当然不甘心。
　　
　　不甘心怎么办？改。怎么改？两套方案。中石同志和他的组织要的新中国和共产主义过会儿再谈，先看看另一套方案：建丰同志和他的铁血救国会要的，币制改革。
　　
　　按剧里的说法，币制改革就是反贪腐，反贪腐为的也是币值改革。简单说，就是运用政治力量劫富，把贪官和其他有钱人的真金白银换成金圆券，强迫财富进入流通，再辅以价格管制，同时争取美援增加供应。政府拿了真金白银好打gcd,老百姓拿了金圆券能买到粮，也就不与政府作对，大家齐心协力打跑gcd, 再慢慢建设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
　　
　　看起来不错？那当然，燕大经济学教授写的嘛。留美博士梁复生，得了贤明太子的赏识，于是皓首穷经，格物致知，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士为道死，为知己者死，梁复生更进一步，竟然放下读书人的身段当双面间谍，所为的就是这个币制改革，大概也是醉了。
　　
　　问题是，这个方案是一套组合拳，光能印金圆券不行，关键是要管住物资。某地调多少，什么时候卖，卖给谁，卖多少，谁说了算？建丰同志说了不算，建丰同志他爹说了也不算，连扬子公司都未必全说了算。建丰同志以为靠北平分行发了金圆券，靠刘兰芝争取到了美援粮，靠焦仲卿把粮运到北京，这粮就能卖到老百姓的手里，实在是图样图森破。
　　
　　真看明白了的，还就是何其沧和方步亭两个老经济学家，“愿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可是看明白了又怎样，币制改革真推出来，还不是一个抛家舍业美国化缘，一个连太太的戒指都拿换了金圆券。梁经纶说，中国的妇女从来都不觉得饿，或许应该再加上一句，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都不觉得自己委屈。
　　
　　委屈的也不光是他们。徐铁英背后的二陈，方步亭背后的孔宋，哪个的胳膊都比建丰同志的大腿粗。币制改革就是要从这些人的嘴里夺食，靠着国防部一个糊涂少将，保密局一个油条站长，外加一个愣头青飞行员还是个gcd，搞不掉徐铁英不是怪事，能搞掉才是怪事。
　　
　　一条路走不成便只有换一条路走走，这另一条路便是gcd的人民民主专政。简单说，就是先夺政权，再分产权，让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人人有饭吃有衣穿，谁也不比谁更卑贱更高贵，如此过了数十年上百年之后，便可以迎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唯物主义者不信上帝，他们要在人间建一座天堂。
　　
　　这么好的事情自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代价是什么？是为它工作的人，需要全心全意服从组织领导，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包括但不限于生命。当然，加入全凭自愿，只要组织肯接受你。
　　
　　对于那些从来都不觉得自己委屈的精英而言，还有比这更诱人的纲领吗?老刘说，他见过不怕牺牲的，没见过喜欢牺牲的，只能说，他还算不得知识分子。谢培东，崔中石，严春明，何孝钰，谈判先背段古书的刘云同志，还有开口就能讲英文的方孟敖，这些先生学生在任何社会都本可以衣食无忧过逍遥日子，要是不喜欢牺牲，参加革命干什么？
　　
　　于是，我们看见，在没有战事的北平，无私的铁血救国会与腐败的国民党保守派捉对厮杀，而比铁血救国会更加无私的地下党组织正冷冷地看着。站在他们背后的，是老刘这样的工农，是国民党部队里潜伏着的张月印，是北平城外大兵压境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当到处都有gcd的时候，谁是gcd就已经不重要了。
　　
　　3 GCD在干什么
　　
　　整部电视剧最大的槽点恐怕是，除了求仁得仁的中石同志之外，大部分gcd人员，看起来都有点窝囊。谢培东，在家管不了闺女，工作上领导不了孟敖，竟然还要被能力和资历都差得远的年轻上级批评；方孟敖，一腔热血想帮组织斗国民党，组织却只让他喝酒抽烟谈恋爱，想报仇，最后也不了了之；何孝钰，被假gcd利用完又被真gcd利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剩下的严春明刘初五张月印，跟徐铁英马汉山王蒲臣一比，说智捉都是恭维了。结果是，被中石同志之死烘托起来的主题，在后半段的吸引力大打折扣，简直令人怀疑这些人是怎么打下江山的。网友说得好，整部剧，就是“地下党不作为、铁血会听指挥、腐败分子最智慧。”
　　
　　编剧对此当然要负有一部分责任：解决这些问题，完全不需要对剧本做伤筋动骨的大改动。让刘云同志留在北平，让谢培东的能力更强些，党内威信更高些，删掉张月印，删掉谢培东和上级的矛盾，让方孟敖和他弟弟查清谁杀了崔中石，把严春明最后的演讲写得精彩一点，甚至换个外形更好表情更丰富的演员来演刘初五，都可以增加GCD胜利的说服力，最起码不至于成为尿点。
　　
　　可是编剧也有他的难处：真让GCD动作起来，这剧就成了三国演义，好看是好看，gd总局可未必乐意。
　　但三家唱戏，不写成三国演义又能怎么写？gcd在剧里一共三条任务：先是铁血救国会初到北平气势汹汹，一手反腐一手反共，gcd要韬光养晦；铁血救国会要搞币值改革，gcd要积极配合；币制改革失败了，gcd要帮着蒋介石喂傅作义这只孔雀，把它拖在北平。先帮老子防儿子，再帮儿子打老子，等老子收拾了儿子，最后再收拾老子。这三条，哪条都离不开方孟敖，可就是哪条也都不能让方孟敖看明白，或者说，是不能白话直说让观众看明白。要扫干净屋子，就非得脏了手不可；可是住干净屋子的人不愿意看见脏了的手，便也只好含糊其词，不问屋子是怎么干净的了。
　　
　　4 “古老的夜晚和远方的歌声是永恒的，但那不属于我”
　　
　　不腐败的改革派斗不过腐败的保守派，改革派走了。
　　不得民心的保守派斗不过得民心的革命派，保守派也走了。
　　革命派留下来，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不对，怎么革命派也走了？说好的一起新中国呢？！
　　
　　与同类题材相比，《北平》的真正深刻处，不在方孟敖，不在徐铁英，甚至不在建丰同志，而在编剧自己可能都忽略了的，严春明和刘初五。确切的说，在编剧没有过分讳言的，工农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人之间的矛盾。前者不满意后者的傲慢和“小资产阶级情调与封建思想”，后者则不但习惯性俯视前者，甚至对前者参加革命的动机心存怀疑。这种矛盾在短期内可以掩盖，比如何孝钰第一次见老刘同志，说“我要向您学习，毛主席说，知识分子要向工农学习。”而老刘的回答是：“我也是抗大毕业，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了。”然而到了长期工作中，乃至革命胜利后的故事当中，就无法回避了。
　　
　　当谢培东崔中石们作为青年学生加入革命的时候，恐怕也并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自己的公开身份，会成为自己秘密身份所属于的那个组织的革命对象。他们在黑暗中为理想而行走于刀锋，而这理想，恰恰是要推翻他们所在的现实，包括他们自己。他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天堂，可他们的资产阶级出身和永远割不断的联系，注定是必须背负的原罪。当光明到来时，将要以怀疑的目光反复审查他们的，将要凭着毫无瑕疵的出身来领导他们的，正是为革命胜利所必须动员和依靠的，工农群众。
　　
　　建立了天堂而要被拒之门外，明知道要被拒之门外还是要建立天堂，这才是绝对的，极致的牺牲。如果方孟敖留下来，他将是驾机起义的英雄，只有他走了，他才能成为真正的地下工作者，跟谢培东崔中石站在一起，这部戏才算没有散了题。
　　
　　5 假如北平是一个架空的故事，这绝对算是文艺的结局
　　
　　严春明到死也没有发自内心地服从过他的上级刘初五，而想着“打下江山好做官”的老刘，也始终没有理解严春明“热爱牺牲”的行动。可是，老刘最后还是为救严春明死了。让老刘跳上沙包的，一定不是组织纪律，而是更温暖更接近人性的江湖义气，以及作为一个革命者“胜利之后组织更需要他”的质朴本能。
　　
　　同样，当严春明哆哆嗦嗦揣着枪爬到沙包上演讲时，当崔中石把四十七万美元汇给民主党派时，当谢培东在轿车里拒绝张月印的要求时，乃至当方孟敖一次一次做出不明所以的举动时，他们想的都不是组织纪律，不是服从指示，而仍然是，传统的，精英式的，救圣灵于涂炭，解万民于倒悬。
　　
　　让一群没有主见的人服从一个主义是容易的，而让一群有血有肉有追求有抱负的人愿意为一个主义做一切事情则是困难的。铁血救国会看上是纪律严明的铁板一块，可只要有一道裂缝，立刻就要出问题；地下党看似一盘散沙，却是星星之火，愈扑愈旺。
　　
　　于是崔中石死了，他保护了朋友，保护了家人，保护了组织，自己觉得死的很值；严春明死了，殉了道也谢了罪；刘初五也死了，他以为自己保护了下级和组织。方孟敖和何孝钰没有看到新中国，这牺牲算是肯定了他们的价值。老经济学家们也可以和家人团聚了。只有谢培东一无所有了，可他看到了新中国。
　　
　　值吗？我还是觉得，最后成全方孟敖和何孝钰的，并不真的是何校长的一封电报。
　　
　　历史是个演戏的台子。戏完了，台下的人想想，其实自己也在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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