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台词 > 影评 > ：《一步之遥》与“枪毙阎瑞生” 论姜文的对与错是由微语录网(www.5yulu.com)为您精心收集，如果觉得好，请把这篇文章复制到您的博客或告诉您的朋友，以下是《一步之遥》与“枪毙阎瑞生” 论姜文的对与错的正文：

　　“枪毙阎瑞生”与《一步之遥》
　　
　　1920年，民国时期的上海滩出现了一起惊世大案，赌徒闫瑞生伙同两个街头混混杀死红极一时的名妓王莲英。案件辗转数月告破，闫瑞生当年即被执行死刑。但此案因其话题性一石激起千层浪，数年中，在文艺界掀起一波又一波创作潮。
　　2014年12月18日，姜文导演的电影《一步之遥》（后文简称《一步》）在全国院线上映。上映之前，该电影因审查问题推迟首映礼。电影全国上映之后，诸如“看不懂”“太自恋”“睡着了”之类的差评迅速席卷网络和各路媒体。即便有业内人士站出来为电影竭力辩护，但最终也未挽回这场姜文电影的票房口碑双重滑铁卢。这部电影也成为2014年最具争议和话题性的作品。
　　上述两件相隔84年的事情，似乎之间并无相关。但近年来对民国题材尤其感兴趣的姜文，在《一步》中正是选用了“阎瑞生案”作为故事原型。
　　
　　从闫瑞生到马走日
　　
　　闫瑞生案中的两个核心人物，是凶手闫瑞生，与被害人王莲英。在《一步》里，这两个核心人物变成了马走日与完颜英。那么现实案件中人物与电影作品中的角色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闫瑞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尽管他的祖籍是河南汤阴，但其父母在上海做生意，并生养了这个独子。闫瑞生所居住的上海，是一个人口只有百万左右的小县，沿着黄浦江建造，老城和租界界限分明。他出生于1895年，当时中国局势动荡，外敌入侵如火如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马关条约签订，“公车上书”、广州起义先后爆发。
　　这一时代背景在《一步》中有所借鉴，马走日两次讲到自己在北京皇宫中的经历：大清危亡之际，他劝说慈禧太后推行新政，稳定政局。但电影模糊了具体的历史年份。这是姜文在电影中的习惯做法。但以此推论，电影中的马走日并非是上海人，而是因在清朝覆灭、北京无立足之所后，逃到了上海。
　　电影中唯一一个接近上海人的角色，只有王志文饰演的戏曲大腕儿“王天王”以及那英饰演的“竖弯钩”。其他诸如项飞田、武大帅、武六武七、齐赛男等一干角色都具有北方背景和人物气质，而另一主角完颜英更是被配了一口纯正的京片子。所以《一步》是一群北方人在上海滩发生的故事。
　　在《一步》之前，所有对闫瑞生案有所涉及的文艺作品，都遵照史实，将其置于一个“恶人”的位置。甚至无数次试图挖掘闫瑞生幼年时的经历，认定其从小就养成了贪婪、残忍、报复心强的个性。例如反复被谈及的闫瑞生四岁时搞的一个恶作剧——1899年闫父生日，一个姓黄的孩子来他家吃面庆贺，闫瑞生将事先抓好的一把苍蝇，捣成肉泥，拌入对方的面里。那个孩子吃完后上吐下泻，一整夜疼得死活来。而阎瑞生这么做的原因，是那个孩子数日前曾经恶作剧，在他喝的豆浆里放了一点香灰。
　　这种“事后诸葛亮”的追究并无太多意义。倒是闫瑞生在死前的自述里的追忆能够触及他个性的发展脉络。自述中，阎瑞生坦陈他“素性好赌”。13岁那年，他曾将他母亲给他的10元大洋，连同他“朝夕饲养”的两只蟋蟀一起押在了蟋蟀盆边，“以博胜负”。不料，刚一交手，他的蟋蟀便就落荒而逃，铩羽而归，气得他当场就“将所养蟋蟀，两头一齐捏毙”。 （注：《阎瑞生自述》，上海世界书局１９２３年８月第九版，３页）事后，他对母亲撒谎，说她给他生活费丢失了。1913年，18岁的阎瑞生进入上海震旦学院读书这座法国背景的新式私立大学，在建立之初引起了很大反响。梁启超获知此事后，曾欣然写道：“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
　　闫瑞生进入这一名校，显示出其优秀之处。但虽然学校里校规严格，他仍然经常“买醉于酒楼，寻芳于妓院”，或“于晚间休课时，与三五同学，同居寝室，掷骰以博胜负”。为躲避校方检查和处罚，他用豆腐干做成赌博用的骰子，“既无声息，又无痕迹”，赌完还能“吞而食之”，因此被他视为“绝妙之赌具”。（注：《阎瑞生自述》，上海世界书局１９２３年８月第九版，４页）
　　这些肆无忌惮的违规行为日积月累，最终让学校忍无可忍，阎瑞生在毕业前夕被校方除名。而他的家庭仍寄希望于他浪子回头，继续供给他生活费，他转而考入北京交通传习所，并最终完成学业。
　　进入社会之后，他奉父母之命成婚，但并不尽心养家。他先后在华北银行、良记公司和法租界电车公司供职，每月收入并不少，经济独立并且有所余力之后，他又将自己的收入投入在赌桌之上。所以，现实中行凶的闫瑞生，是一个已婚的老赌徒。
　　了解了闫瑞生，我们再看马走日，与闫瑞生这个真正的杀人凶手不同，从电影开幕后马走日的自白开始，这个角色就被设定成了一个“好人”，姜文完全舍弃了对马走日这个人物角色早年经历的追究，而是一开始就迅速设定了聪明、讲义气等角色优点。到后来马走日舍身救项飞田、因维护完颜英名誉而不惜被抓、在逃亡中维护武六的各种情节，更是将一个有情有义的北方汉子的形象完全立了起来。
　　所以说，如果“闫瑞生案”，讲述的是一个“小坏蛋长大后成了大坏蛋，杀人越货之后法网难逃”的故事；那么《一步》讲的则是另一个故事：一位“好人”如何在“冒险家的乐园”翻云覆雨，之后却误杀好友，逃亡许久之后最终被各种利益、积毁销骨的人言所杀。
　　
　　
　　“花国大选”
　　
　　既然电影故事的性质已经与现实案件发生了逆转，那么我们必须看一下受害人发生了什么改变。
　　《一步》中的完颜英是连续三届“花界大选”的“总统”得主（原台词为“花国总统”，后因电影审查未过，改为“花界”）。如前文所讲，完颜也是来自北京，在马走日口中，她为满清皇室遗孤，贵为“格格”，因清朝覆灭而流落上海。在上海滩这座“冒险家”的乐园，她本身就是“冒险家”的一份子。电影并没有过分强调其“妓女”的身份，而是在花界大选及之后的情节中反复描绘她的聪慧、高贵、善良、大气、浪漫、有理想等品质。她并非情窦初开的少女，却保留了炙热动人的初心，她悲剧性的结局为这个传奇般的人物奏响了最强音。
　　而现实中“闫瑞生案”的被害人王莲英，本是苏州甪直人，小时候，“秀外慧中，洵属可儿”。她的生父名叫许阿桂，嗜好赌博，吸食鸦片，最终穷困潦倒成为无赖。而王莲英的母亲，出身贫贱之家，个性放浪，人品低劣，不务正业，平日里为人做媒拉线为生。为了获取钱财，王莲英的父母二人将女儿卖给妓院为娼，这家妓院位于上海今天的云南路，老板姓王，故莲英从此改姓为王。
　　与电影的角色设定不同，历史上的王莲英只参加了一届“花国大选”，并且最终名次为票选第三名，被封为“花国总理”。
　　那么，这项历史上存在的“花国大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花界选举之类的游戏从古代就有，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的《醒世恒言》中，就有一篇《卖油郎独占花魁》的小说，女主人公即是才貌双全、名噪京城、被称为“花魁娘子”的名妓莘瑶琴。
　　所谓的“花魁”，多是由古代的文人雅士寻欢作乐时，见到美人，争相吟诗作赋、吹捧盛赞，以至美名远扬，往往没有什么正式的选举，而只是民间的非正式称谓。
　　一旦得到“花魁”称号，妓女就会身价倍增，寻芳猎奇者源源不断。北宋末年深受宋徽宗宠爱的绝色名妓李师师，明末以李香君、柳如是、陈圆圆为代表的“秦淮八艳”等，都是一个时代的花魁。
　　花魁的称呼后来有所改变，1897年，李伯元创办《游戏报》，首开媒体花榜评选，称状元、榜眼、探花；进入民国，又随政局变化而演变成总统、总理和内阁各部长。
　　1917年，上海新世界游乐场的老板黄楚九重金收买《戏剧报》主编郑某，让其帮忙策划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花国选秀”——第一届“新世界群芳选举”，借此评选上海“花国”名妓。
　　这位黄楚九老板是当时上海滩的风云人物、娱乐大亨。他又名黄承乾，字磋玖，浙江余姚人，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的后代。
　　黄楚九早年随母亲学习家传中医医术，后在上海开设诊所。1890年放弃中医，改营西药，开办中法药房。在经营过程中很擅长利用广告宣传等手段，一掷千金，回报也相当丰厚。1912年，黄楚九正式进军娱乐业，在上海开设新舞台。次年创设“楼外楼”屋顶花园。
　　1917年他与人合伙在跑马厅一角开设“新世界”游艺场，生意兴旺。但很快合伙人把黄一脚踢开。黄愤极之余，再在跑马厅一角开了“大世界”游艺场，规模超过“新世界”，上下五层，各种地方剧（扬剧、常锡滩簧、申曲）、弹词、说书、清唱、文明戏、戏法等等应有尽有。成为上海滩一处地标性景点，但凡来上海的外地人，都要到大世界来一饱眼福。同时“大世界”也成藏污纳垢之地，娼妓众多，大白天也肆无忌惮地拉客，正派人视此地为畏途。
　　晚年，黄楚九的各种投机生意遭遇挫折，又频频遭黄金荣、杜月笙等人打击，急恨交加，重病加身。1931年1月19日病逝，享年五十九岁。
　　黄楚九白手起家又由盛至衰的过程，是当时上海滩纸醉金迷世界的一个缩影。
　　第一届新世界群芳竞选大赛，将四马路周边大约两万多名妓女都召集起来，登台献艺。一张选票对外售卖卖一元大洋。
　　法国学者安克强在其着作《上海妓女——１９—２０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中讨论过这一届的“群芳大会”说：“尽管被选举的对象只是一些高级妓女，但它看上却更像是一场选美比赛。同时，花榜的形式也不再模仿科举制度，而是模仿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它选举产生的是‘花国’的代表，从总统、副总统一直到参政院的参政，另外还有各部的总长、次长。这实质上是对北京政府的拙劣模仿。此外，就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投票资格也是根据财产来决定的。一个嫖客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大量的选票投给某个高级妓女。”（注：安克强：《上海妓女——１９—２０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第一版，７０页）
　　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１２日的《新世界》报刊登报道，决赛当天，王莲英一身男装，“浅灰袍裤金马甲”，款款登上共和厅正中的歌台，放声唱了一曲荡气回肠的《逍遥津》，顿时赢得满堂彩。
　　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２３日，第一届“新世界群芳选举”揭晓，花国总统由另一名妓徐第夺得，花国六部总长颁给小林黛玉。王莲英则当选为花国总理。（注：《新世界》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２４日第二版）
　　随着“花国总理”的金字匾额连同“莲钱出水千人选，英武能言四坐春”的对联赫然挂起，技压群芳的王莲英也就改弦更张，鸟枪换炮，以当红明星的标准，重新开始包装自己。
　　为了出风头，她“对于衣服饰物唯奢是求，手指上常御大钻戒，光耀炫目”。 她将普普通通的金银首饰全都看做破烂一般，凡是国产的绫罗绸缎就更不往眼里。她要穿就穿进口的哔叽料子，要戴就戴如假包换的南非钻石。（注：郁慕侠：《大少爷谋害妓女》，《上海鳞爪》，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３月第一版，１９４页）后来她又在上海有名的别墅区小花园，购买两幢新式房屋居住。（注：海虞懊侬生：《花国总理莲英被害记》，上海图书馆１９２０年７月第一版，４０页）如此奢华，不一而足。
　　而电影《一步》中的完颜英，“花界总统”连中三元之后，同样也过上了奢华挥霍的生活。但与王莲英为了个人享乐肆意挥霍不同，完颜英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她将钱财甚至自己，都“奉献”给了上海滩需要慰藉的人们。完颜英更像是一位博爱布施的女菩萨，几乎算是摆脱了尘世中人贪享金钱和愉悦的劣根性。而她唯一的追求，只剩下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
　　所以，现实中的“花国总理”王莲英，因为奢靡的生活与派头，招来了财迷心窍的闫瑞生。而电影中的完颜英，奢华生活如过眼云烟，她最后是死在自己浪漫的爱情想象中的。
　　
　　
　　丧命之夜
　　
　　电影《一步》中，完颜英的死因始终没有完全说明。其丧命之夜，完颜英向马走日数次表白，乃至求婚，未得应允。她最后甚至举枪威胁，以死相逼。一直敷衍婉拒的马走日，最终只能用鸦片麻醉了她。二人乘上汽车，互相说着各种情话，直到来到郊区麦田。赏月、玩枪，最后要将汽车“开到月亮上”。在几乎半梦半醒的幻觉之中，完颜英的丧命，是没有一个清醒的见证人的。次日一早，车已毁，人已亡，醒来的马走日带着畏罪心态和负罪感，择路而逃。
　　历史上的1920年，闫瑞生已经彻底沦为一个流氓赌徒，日夜混迹于声色犬马场所、沉迷在轮盘骰牌之中，经常因还赌债而到处借钱。端午节前，阎瑞生丢了工作。毒瘾上头的他找到老相好——妓女题红馆，说自己最近手头紧，讨了一枚钻戒，过几天就还给她。转头把钻戒当了600大洋，了江湾跑马场赌博，结果一下子又把钱输光。
　　这一下闫瑞生完全走投无路，成了一只被逼到墙角的饿狼。慌不择路之下，他竟然开始动了“抢劫”的心思。而他的目标，就是题红馆的姐妹——王莲英。王莲英天天佩戴名贵首饰招摇过市，煽起了他的贪婪和疯狂。
　　于是阎瑞生找到两个酒朋赌友，茶叶贩子吴春芳和方日珊，说服了他们一起干一票。1920年6月9日，在经过连续几天的侦查后，阎瑞生决定行动。他向好友“富二代”朱子昭借了辆轿车，与吴春芳、方日珊约定时间地点。然后前往约好的牌局上诱骗王莲英。
　　阎瑞生谎称要带王莲英街上兜风。在当时的上海，轿车算是稀罕的奢侈品，能坐着兜风相当风光，王莲英答应了。他们的车子经过弄堂口时，吴春芳、方日珊上车。
　　第一步得逞的阎瑞生将车开出上海四马路，拐入西藏路，再进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然后一直西行到曹家渡，经北新泾到虹桥，又向东到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再调头向南。及至抵达市郊，天已完全黑了。路旁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麦田，到处黑压压的，没有一个人影，阎瑞生决定下手了。
　　关于王莲英的被害，在《闫瑞生自述》里写的详细情况是这样：“见路边有一大片麦田，便停车，说是下车小便。王莲英并不以为疑。阎走后，吴春芳与方日珊则将王莲英从车子里拖了出来，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哥罗方药水往她嘴里灌，使其昏迷”；之后，他们“又用麻绳在她的脖子上紧紧紧紧地勒了十几道”。及至阎瑞生回来，“发觉王莲英尚有气息，恐其复活过来，就叫吴春芳与方日珊再度使用药水，再将王莲英勒死”。（注：《阎瑞生自述记》上海世界书局１９２３年８月第九版）
　　但是，《枪毙阎瑞生》一书（上海新闻编译社１９２０年冬月第一版）中则说阎、吴、方三人，一起动手，谁也脱不了干系。
　　《枪毙阎瑞生》说王莲英被按倒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对阎瑞生说的。王莲英说：“哥哥，你要钱，我给你钱好了。你不要弄死我的命。”阎瑞生“当时跳上”，只顾拿带有麻醉作用的哥罗方药水“往她嘴里灌注”。吴春芳和方日珊将王莲英勒死后，即“将被害人身上所御之大小钻戒各一只，珠项圈一个，碎钻耳环一对，碎钻挖耳一支，碎钻手镯一只，碎钻别针二只，金手表一只，金小镜一面，尽行劫下”，藏入衣袋，后又给了阎瑞生一部分。阎瑞生让他俩“移置莲英于低处免为路人所望见”，自己则原路返回，“将汽车交还朱家车夫”。又“往各处应酬”，努力给人一不在案发现场、二没有作案时间的假象。（注：《枪毙阎瑞生》，上海新闻编译社１９２０年冬月第一版，１６页）
　　一个鲜活活的生命就此变成了“三尺孤坟，浅草乍碧，一抔黄土，夕照余哀”。（注：海虞懊农侬生：《花国总理莲英被害记》，上海图书馆１９２０年７月第一版，５６页）
　　关于闫瑞生为何要杀王莲英，还有另外一个说法，《上海花国总理莲英惨史》的作者海虞懊侬生认为，闫瑞生对王莲英有强烈的占有欲，并因王几次拒绝而恨意大生。阎瑞生常常找王莲英喝花酒，但王三番两次拒绝他的要求，后来阎瑞生又得知王莲英有一位姓杨的旧情人，醋意大发。（注：海虞懊侬生：《上海花国总理莲英惨史》，上海沈鹤记书局１９２１年菊月重刊，１５页）
　　按照这一说法，阎瑞生最后决定杀人越货，固然有其洗劫财物的故意，同时也有报复王莲英的心理。
　　那么电影里，马走日对完颜英，有真正的爱情吗？笔者认为应该是没有的。尽管马走日喜欢完颜英的人品和高贵气质，但电影中表现出来的，他对完颜英是战友般的深情厚谊。我们并不排除马走日心中有爱慕之情，但直到完颜英死，都没有发展成真正的爱情。而他为了完颜英打了钟三儿，也正如其自己解释的：钟三儿特别讨厌。完颜英死后，马走日表现出的忏悔，也完全不是误杀爱人后痛彻心扉的懊悔。
　　
　　
　　
　　逃亡之路
　　
　　笔者认为电影《一步》中，马走日发现完颜英死后选择逃亡，并不合逻辑。首先，死亡原因事实清楚，二人吸食大烟，深夜车祸致死，马走日有责任，但非刑事责任；其次，警官项飞田是马走日的兄弟，武大帅之子武七是他的合作伙伴，也相当于靠山；再次，上海滩本就是纸醉金迷之地，有钱能使鬼推磨，马走日在上海滩覆雨翻云，必然也有钱有势。综合这三点，按照角色和情节设定，完颜英死后，马走日不应该慌不择路，直接逃跑，完全没有必要。
　　但是，如果马走日不逃走，这戏也就没办法往下演了。所以，尽管动机并不够有力，但马走日还是逃了。
　　关于逃亡，历史中闫瑞生的逃亡虽然时间长达两个月，但情节相对简单。王莲英死后5天，1920年6月15日早晨，尸体被上海西区徐家汇镇的村民发现，仰面朝天，头发蓬乱，脚上有袜无鞋，颈上还缠着绳索。
　　几乎同时，大马路（今南京东路）上的老闸捕房也接到报案，说曾当选为第一届“花国总理”的高级妓女王莲英，与嫖客朱某，同乘牌号1240号的汽车，随身插戴价值几千余元的金银首饰、珠宝钻石，外出游玩，再没回来。于是闫瑞生的嫌疑犯身份很快就确定了。
　　阎瑞生暴露身份当天，逃往了60里外的松江佘山一座天主教堂。随后偷偷潜回位于如今上海西郊青浦的岳父家。岳父随后发现他的罪行后，不肯包庇，闫瑞生不得已又乔装打扮，乘“太古瀛洲”号轮船逃往青岛。此时，上海地方检察厅与租界巡捕房已经联名发布通缉令。
　　他想要像那些前清遗老、民国罪魁一样，托庇洋人势力，逃避法律制裁。但此时他早已是惊弓之鸟，在青岛遇到一个算命的，信口开河，说有女鬼追他，只有远走高飞，投亲靠友，才能逃过此劫。于是他又仓皇而走，坐火车到济南，月底又到徐州，计划逃回河南汤阴的老家。当晚在火车站，一个路警发现了身上空无分文的他，并与同事协同将其逮捕。
　　１９２０年８月８日上午７点３０分，阎瑞生被移提到上海，暂押老闸捕房。至此，此事件已经进入尾声了。
　　而在电影中，马走日的逃亡是影片的过渡，也是高潮之前的铺垫，可谓一波三折。首先马走日本可以求得武大帅的赦免，最终却“舍己”救了项飞田；随后他还可以舍下面子求武六救他，但最后还是选择了独自逃亡，消失在上海滩茫茫夜色之中。
　　然而，本来已经销声匿迹的他，近乎成功逃脱法网了，却因为“王天王”的一出戏而再此露面，又因极力想维护完颜英的名誉而暴露自己，以致被捕。
　　这还不算结束，被捕之后，围绕“救他”和“杀他”，更多的故事发生，也引出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电影也借此展示了芸芸众生纷繁姿态：以恶俗媚俗求名利的王天王、卖友求名的项飞田、杀友求权的武七、自有一套生活逻辑的齐赛男、外强中干的武大帅，以及为爱奋不顾身、背叛家族的武六，这些人都在马走日接下来的逃亡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可以说，《一步》前面的大概一个小时，完颜英死之前，都是电影的铺垫，从完颜英死后，这部电影已经基本与“闫瑞生案”无关了。而后面马走日逃亡，才是导演姜文想要表达自己拍摄思想的重头戏。相对于一场案件本身，姜文更感兴趣的是案件卷入的各种当事人的心态，以至案发后众位无关人等的各种反应。
　　电影里演出独角戏“枪毙马狗日”的王天王，也是有历史原型的：汪优游，又名汪仲贤，是旧上海着名的时装新戏演员。汪优游本是上海市民喜爱的“风流小生”，因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思想大变，求以戏剧为工具，引导观众注意社会问题。在“阎瑞生杀人案”发生之后，汪优游受其启发，于是自编自演了舞台剧《枪毙阎瑞生》，据说上映之后也是场场暴满。
　　而对马走日一往情深的武六，身上也有一点闫瑞生老相好题红馆的影子，在闫瑞生赌债缠身时，题红馆曾几度施救。
　　总之，一场原本平平静静的“闫瑞生归案记”，在电影中变成各怀心事的人相互角力，先是一场各方斗智斗勇的文争，再来一场敌我飞车枪战的武斗，姜文将“枪毙马走日”真真假假地折腾了个够，而这种折腾，对于一部电影来说，“戏剧性”的程度都是高于普通观众接受水平的，更像是高于生活、浓缩生活，甚至上升到荒唐程度的舞台话剧。姜文将一出实验性很强的话剧搬上大银幕，这也是电影票房最终“败走麦城”的重要原因。
　　
　　
　　闫瑞生与马走日之死
　　
　　在砰砰梆梆的枪战戏里，马走日几乎像是被敲锣打鼓送上了“死刑台”。此时，这位末路英雄已经完成了与电影中各方势力的决裂。
　　在好莱坞的超级英雄片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桥段，整个世界被邪恶势力几乎完全占领，形势如大厦将倾，超级英雄伤痕累累，退守一隅，只有一位伙伴（或爱人）相伴，成为了世界唯一的光明和希望，然而这盏残烛，在狂风暴雨之中也摇摇欲灭，而这个时刻，英雄需要做点什么，来逆转乾坤！
　　被围困在巨大风车之上（“风车”的出现当然也并非随意的，正是姜文对唐吉可德大战风车的致敬）的马走日，正是这样一位超级英雄。
　　在论述这位银幕英雄之死前，让我们先了解一下真实的闫瑞生之死。
　　1920年8月19日上午，公共租界会审公开庭审阎瑞生，阎对谋财害命供认不讳，并供出了拉人入伙、劫财杀人、逃往外埠等细节。
　　８月２０日午后，租界当局本拟在第四公堂审理王莲英被阎瑞生等人谋害一案，实在因为闻讯前来看热闹的市民太多太多，造成公堂内外秩序大乱，不得不临时改为楼上第二刑庭审讯，想要围观的人大半不得入内。
　　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７日午后，租界当局“着令起解”，予以引渡，将阎瑞生、吴春芳“押乘汽车至北火车站，乘快车至新龙华站下车”，交给了淞沪护军使署军法课。（注：《阎瑞生吴春芳已解护军使署》，《申报》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８日）
　　９月２３日，公共租界总巡捕房总稽查处发出通缉令，说安徽徽州府歙县苏村人方丽山，即方日珊，“为因与西历一千九百二十年六月十五号，在虹桥路荒地，谋毙妓女莲英一案有关系，业由会审公廨出票拘拿在案，因此合行通缉。”（注：《通缉莲英案内方丽山》，《申报》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４日）
　　１０月８日，莲英案讯理终结，阎瑞生和吴春芳当堂对质。阎瑞生死到临头，依然百般狡辩。
　　吴春芳问：“阎瑞生，你凭良心说，不但谋害是你起意，绳子是你叫带的，当时在麦田内还拿药水瓶子灌那个女人，你这还不是要把她弄死吗？你还想把罪推在我一个人身上？”
　　阎瑞生说：“我现在已经承认了。我图劫莲英之财，不能不将她谋害。堂上如能成全，总求格外加恩。”
　　淞沪护军使署军法课课长一声冷笑，展开判决书就读：“被告阎瑞生，事先起意，临时实施，其为本案首要，固无疑义。被告吴春芳，听从被告阎瑞生邀约，转纠在逃之方日珊，共同实施，实为本案共同正犯，且核其犯行至为残忍，实为穷凶极恶，罪不容诛。被告阎瑞生吴春芳二名，均应按照惩治盗匪法第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处死刑。”
　　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３日午后２时，阎瑞生和吴春芳被押赴位于龙华西炮台大操场的刑场，执行枪决。当时刑场附近，水泄不通，万人空巷。“观者倾城而出，吴淞小火车，至车顶上亦载乘客”，围了上万人。阎瑞生双目紧闭，一声不吭。吴春芳则高唱西皮二黄，大声辱骂“烂污婊子害人”。
　　据《申报》记载：“围观者之中，有一女子，年约二九，于执行后，乘汽车同至龙华桥相近，大哭不止。有人传说，即系题红馆，究竟是否，不得而知。”上海滩的故事，往往有个扑朔迷离的结尾。
　　闫瑞生案的结局，是法网恢恢、凶手伏法的一个简单故事。给人留下更多谈资的是，阎瑞生服刑之前，在狱中留下了一部长达数万言的“自述”。他在“自述”的最后写道：“昨天我从巡捕房里出来，只见慈母泪流满面，知道是在为我痛心万分。我是一个独子，从小到大，没有一天不受到慈母的溺爱。平日滥嫖狂赌，慈母总是声泪俱下地告诫我说：‘你要不是早日悔悟，我一定会看见你自食恶果的一天。’我以为老生常谈，过耳就忘。及至今日，后悔莫及。真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完全可以作为人世间一切作恶之人的教训！”（注：《阎瑞生自述记》，上海世界书局１９２３年８月第九版，１８页）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关于“闫瑞生案”的史实到此就结束了，似乎更像是一篇近代版的“醒世恒言”。闫瑞生的这篇个人回忆录后来被出版，公之于众，更是为日后各种形式的再创作给足了原始材料。
　　与闫瑞生死前长长的自述陈情类似，电影《一步》中马走日被围困风车台上后，也做了一通长长的自述，将事情的来龙脉向众人说了个分明。这场戏如同一场对马走日的审判上的被告法庭陈词，只不过这场审判，以青山绿草为法庭，以天地为法官，以众生为陪审团。
　　与闫瑞生一样，马走日知道自己的结局是“必死”。闫瑞生在死前留下自述，警示后人，他的死留下的是一个叹号；而马走日的死，留下的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为什么一个好人最后落得一个“必死”的下场？为什么世间事如许黑白颠倒，不容真相？以及为什么本有机会逃生的马走日，却几次三番放弃生路，最后选择了一条死路？而这条死路并不是一场正义的审批，而更像是一种自我献祭吗。
　　
　　
　　身后之事
　　姜文的电影，最后落脚于一个问号，但这个落脚点还是比较扎实的。与“闫瑞生案”相比，姜文想要的，并非一句对世人“善恶终得报，天网自恢恢”的“警世通言”，而是对“真作假时假亦真，无为有时有还无”这句话的阐释和追问。
　　这种阐释和追问是有价值的，这是一个相当“艺术片”的主题。但姜文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看他电影最后的追问，也为了迎合市场和取悦投资方，为这个晦涩的主题做了一次华丽炫目繁琐花哨的包装，就像把一颗以毫米计算直径的钻石，密密麻麻包裹了一座房子那么大的外包装，郑重其事地送给观众。
　　让观众一层层剥开寻找钻石，首先这种行为被观众认为是“自恋自负”，而过分华丽的包装被认定为“浮夸”，大多数观众没有耐心拆到最后。而有些坚持拆到最后的观众，发现满坑满谷的包装纸，相比之下，小小的一粒钻石几乎被淹没，变得微不足道了。
　　所以，这次姜文借“闫瑞生案”做的一次自我世界观的陈述，内心真诚，外表玩世不恭，自己想法太多，玩“亦真亦假”的游戏，玩丢了观众，也在所难免了。
　　让我们回到真实的历史中。“阎瑞生案”从发生到结案，都称不上复杂。但此事最值得说的不仅是案件本身，更多是案子发生后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反应。
　　1920年6月15日，王莲英的尸体在麦田被发现，第二天报纸就刊登了此事。到了7月2日，《申报》上就刊登了一则广告，说他们要出版《莲英惨史》。之后各类报纸上大大小小的报道层出不穷，而《阎瑞生自述》、《莲英痛史》、号称“惨情小说”的《枪毙阎瑞生》之类的小册子更是不一而足，纷纷登场，一时间充斥街头报摊书肆。
　　9月20日，《字林西报》还撰写了社论《莲英与电影》，这篇社论说这起凶杀案的细节跟电影情节非常近似，很多电影桥段都是从这抄袭来的，比如凶手是三人组，受害者是漂亮不安分的女性，夜晚的兜风和凶杀等等。那段时间，上海滩流行放映好莱坞的侦探片。
　　1920年11月23日，阎瑞生在龙华被枪毙。11月24日，上海滩同时有两部戏在演这件事，一个是在大舞台，一个是在笑舞台。大舞台演的是连台本戏《莲英劫》；笑舞台演的是文明戏，也就是早期的话剧，《莲英被难记》。
　　当时江南一带的戏曲门类都改编过这个案子，在上海，最热闹的时候，一天有5家戏院在演阎瑞生案的戏，甚至京剧名角孟小冬也曾参演。上海百代公司在1921年2、3月份还出过一张唱片，录的就是孟小冬的阎瑞生案唱段，叫《惊梦》。
　　1921年2月，在南市九亩地的新舞台也演了话剧版的“阎瑞生”，还在报纸上做广告，说自己的戏跟别人的不一样，力求还原当时的现场，舞台上有一辆真汽车做道具，甚至还在台上做了一个水池，以表演阎瑞生当年跳河逃脱的情节台。
　　在这种情况下，电影版《阎瑞生》的出现也顺理成章。
　　电影《阎瑞生》跟上海兴起的第一波电影产业潮是同步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上海已经有人在拍电影，但规模都很小，电影时长很多只有10来分钟。一战后，进入上海的外国电影中好莱坞电影越来越多，大家意识到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产业。电影对某些投机商来说是商机，如同炒股票一样。
　　但电影版《阎瑞生》并非投机商人拍的。当时上海有一群在洋行里工作的年轻人，他们都喜欢电影。这群人里有顾肯夫、徐新夫、陆洁等，他们和中国早期电影渊源很深，有些人一直从事电影行业直到1949年后。他们在1920年冬天建立了一个叫中国影戏研究会的组织，最初不到十个人。1921年1月份，他们在《申报》上登了预告，说他们正在编中国第一本电影杂志。
　　资料显示，1921年5月，他们在《申报》上登了广告说自己正在拍阎瑞生的电影，自称投资5万元。问题在于，中国影戏研究社的这些年轻人从没拍过电影，也没有摸过摄影机。后来，商务印书馆接了中国影戏研究社的这单活。商务印书馆在1917-1918年间就成立了活动影戏部，但该馆的主业仍旧是教材，他们对外宣称自己拍的是教育电影，但其实是娱乐电影。电影《阎瑞生》的导演是商务印书馆的，有资料称导演可能是两个人，一个是任彭年，一个是徐新夫；掌机人是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的廖恩寿，执笔剧本的是商务印书馆杨小仲，他后来成为有名的导演，曾拍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1921年7月1日电影上映，中国影戏研究社包下来当时上海最豪华的电影院夏令配克影戏院——解放后更名为新华电影院。该影院位于现在的南京西路凤阳路一带。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夏令配克影戏院放映。做广告的时候，他们还自我标榜说电影是“真实出演”，涉及到当时犯罪的地方，比如一品香饭店，王德昌茶叶店，佘山天主教堂，都是实景拍摄。
　　电影《阎瑞生》的票价当时是1块和1块5两种，生意非常好。电影放了一个礼拜，每天晚上放两场，第一场7点，第二场9点半。这整部电影有100分钟，分为10本胶片，每本10分钟。首映当周的周六白天，电影加映了一场。也就是说，在首周，《阎瑞生》共放了15场。好评如潮，轰动影坛。
　　当时有的影评家撰文写道：“在真实性追求上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创造，演员的表演因较熟悉剧中人，也有突破。”“编剧紧凑，男女演员均能适如其分，其中主要而最精彩者，为饰演阎瑞生的陈君，神情状态活画一堕落青年，观之殊足发人深省，国人自摄影片竟能臻此境界，殊出意料之外。”但也有人批评《阎瑞生》宣扬“色情恐怖”，上海总商会曾要求取缔，江苏教育会也视《阎瑞生》“有碍风化”，提起取缔之呈情。在舆论压力下,部分地区禁映了《阎瑞生》和《张欣生》。
　　据1927年的《中国影戏大观》所讲，电影在第一个礼拜赚了4000大洋。之后更是不断再映，并在全国轮演，大概一直演到1924年。
　　但自这部电影之后，“阎瑞生案”在文艺界便逐渐沉寂，只是反复出现于讲述民国轶事的各类书籍以及各种传奇故事之中。
　　“阎瑞生案”重回大众视野当中，是2009年相声演员郭德纲表演的长篇单口相声《枪毙阎瑞生》，但这一作品影响范围较小。
　　以上历史上所有这些基于“闫瑞生案”的文艺作品，都有“好看”与“不好看”的区别，但无一例外，结局都是凶手伏法、正义获胜，它们除了满足人们猎奇的心态，还附加了警示的道德目的。
　　时过境迁，如果我们单单把这个案子当做文艺创作的题材的话，其实已经被一嚼再嚼、难有新味。但笔者认为，即便姜文不费脑筋，将人物立场、故事情节原原本本变成电影剧本，加上大量爱情戏份、动作戏份和电影特效，再请现在的《一步》原班人马来演，一部直肠子的爱情动作悬疑大片，其观众反响和票房结局，一定不比现在更差。
　　但如果是那样，姜文也就不再是姜文了。他本意既是烧水做汤，而汤在浓时，他才从旧物堆中重新翻出“闫瑞生案”，抽筋剥骨，除杂物，单选两三味做食材，加入汤中佐味。岂料，这几味佐料倒搅浑了一锅汤味，于是，从闫瑞生到马走日，一步之遥，却让人畏而远之了。
　　
　　参考资料：《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５月第一版
　　《阎瑞生自述》，上海世界书局１９２３年８月第九版
　　《上海花国总理莲英惨史》，上海沈鹤记书局１９２１年菊月重刊
　　《花国总理莲英被害记》，上海图书馆１９２０年７月第一版
　　《枪毙阎瑞生》，上海新闻编译社１９２０年冬月第一版
　　《上海妓女——１９—２０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第一版
　　《大少爷谋害妓女》，《上海鳞爪》，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３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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