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台词 > 影评 > ：《钢的琴》后工业废墟上的生活困顿与艺术情怀是由微语录网(www.5yulu.com)为您精心收集，如果觉得好，请把这篇文章复制到您的博客或告诉您的朋友，以下是《钢的琴》后工业废墟上的生活困顿与艺术情怀的正文：

　　生活离不开艺术，否则我们的想象、希望、理想和未来就失了色彩，现实将会是一架干涩的机器、、一块贫瘠的荒原、一片枯竭的海洋；艺术同样反哺于生活，它给现实提供一种反思、一种范式、一种观念、一种来自心灵的回响。生活与艺术在现实的层面互相交织、错综联合、彼此相悖而难以分扯。艺术与生活之间纠缠粘合、无法分清的宿命正是实用主义美学批评的一个核心命题。
　　
　　
　　“钢的琴”，将“钢琴”这一惯用、常见的音乐乐器名分开，既符合电影所要展现的主题化内容：用钢浇铸、锻造的琴，又给人们一种“陌生化”的词语经验。“钢”代表着一种工业化生产生活的典型经验事物，在电影中是寓于时代特色的历史符号，“琴”显然不是一种生产元素，它更多的隐喻着艺术化的元素；将“钢”与“琴”中间插入一个“的”字拆开，显然是创作者有意为之，即将工业化的生产生活与艺术并置起来。另外，用“的”将二者连在了一起，同时，“钢琴”用法在另一个未显明的背景层次上决定着“钢”与“琴”的全新寓意。
　　电影的第一个镜头是陈桂林与妻子小菊之间的离婚“谈判”，布景相当具有戏剧化，并带有某种寓意性质。背景中，两个破败的厂棚像两只翅膀，与前景中的陈桂林和小菊的造型，共同组合成了一个像蝴蝶或飞鸟的形态。陈桂林后面的厂棚只剩下了骨架，小菊身后的厂棚相对比较“丰满”。夫妻本为一个整体，就像一只鸟身上的两只翅膀，离婚就意味着撕裂。陈桂林衣服邋遢，胸前挎着手风琴，嘴上叼着香烟，一脸的不以为然。而小菊却身着鲜亮、发型得体高雅、手上拎着名包。陈桂林的造型中唯一鲜明的是他的手风琴，代表着艺术化的生活；而小菊却是现实生活的象征。本来艺术生活与现实生活是合二为一的婚姻，现在却不得不“离婚 ”。从二人的对话中，我们也可以知道，小菊因为无法忍受丈夫下岗后的窘迫生活而找了个买假药的，过上了一种“梦寐以求的不劳而获”的生活。我们试想一下，假如他们不离婚，陈桂林的破败的、只剩下骨架的翅膀是否还能与妻子“丰满 ”的翅膀合为一体，结合成一只完整的“蝴蝶”或“鸟”而翱翔于天空呢？艺术与现实的分离是否会是当下时代中的一种必然的宿命呢？
　　他们的女儿小元是艺术与现实的“结晶”，夫妻双方都希望能将女儿带在身边，小菊认为没有财富的现实生活是无法让女儿幸福的，陈桂林认为小元跟着自己即使没有财富也很幸福，双方争执不下，最终选择的交到了小元手中。谁能给小元一架钢琴小元就有可能跟谁。在艺术生活与现实生活的相互争辩中，谁能给小元提供更为高级的艺术元件——“钢琴”，谁就能获得小元。这是一种看似荒唐的理由，却得到了双方的认可。在普通艺术与现实的冲突中，主题化的、更为高级的艺术（钢琴）成了关键的制衡点。
　　陈桂林下岗后，自己组织了一个小乐队，经常包揽一些“零活”。影片开头就是小乐队为死者送葬的场景。乐队表演完全是迫于生活压力，目标仅仅是养家糊口。艺术成为了一种生存下的手段。表演的内容没有被人当众艺术来欣赏，而是送葬仪式中可有可无的“零件”，竟然在送葬这种严肃的场合中，根据事主的要求演奏颇有喜感的“步步高”。再加上与杂耍表演一起并置展现，这个场景充满了滑稽、荒诞，同时渗透抽一种黑色幽默的无奈感。整个送葬的背景中是冒着浓烟的大锅炉，它们是现代工业化生产的重要意象。在后面无人的镜头中，“沉痛悼念母亲”的花棚具有双重的含义。表层的意义背后有更深一层的含义，我们的视线和意识被引向了背景中破败厂房中的大锅炉，破败的工厂和生活区，让我们想到他那昨日的辉煌。“母亲”寓意着那个逝时代工业化的生产生活，对过的时代，我们总是寄托着一种沉痛怀念和哀思。 “母亲”的世，实际上是我们传统的生产生活远离我们而，那个工业化时代像母亲一样哺育了我们。一方面，语言的理想主义立场不得不使我们“沉痛悼念”；另一方面，我们又在某种程度上希望“母亲”那“痛苦的”、“悲伤的”和“沉重的”离步伐被“欢快的”、“快速的”乐曲所取代，我们的内心愿意看到“母亲”在更快的、“步步高”的喜剧、轻松的氛围中离我们而。这难道是“母亲”自己的真实意愿吗？我们不得而知。“母亲”最终走向哪里呢？
　　“行，那叫老人加快步伐吧！”
　　“走那么快哪呀？”
　　“你管他哪呢！”
　　“哪里”的追问显然此次是无意义的，可作为观众的我们却不得不思考。
　　女儿小元学习钢琴很有天分，陈桂林希望将女儿培养成钢琴家，以改变现有的命运，艺术与人生的命运紧紧联系了起来。这是一部以艺术本身为主题的电影，对艺术的反思建立在对生活的反思之上，艺术的命运与人生的命运、现实的生活的关系也成为电影关注的重点。陈桂林的现实困境无法满足女儿练琴的基本条件，他利用跟好友王抗美的关系，晚上偷着到学校的琴房练琴，遭到了老师们的制止后。陈桂林在女儿玩电子游戏“超级玛丽”的背景音乐中，为小元画了一架“纸箱木板钢琴”。熟悉的背景游戏音乐声将许多同龄人带回到那个充满希望和理想的少年时代。女儿小元也有自己的梦想，但却遇到了难以抉择的现实：爸爸陈桂林拼命干活养家，虽然对小元爱护有加，却买不起一架钢琴供女儿练习；母亲虽然可以给小元买架钢琴，却少了些人间温情。女儿的选择关系着陈桂林生存下的人生信念，他不得不想尽办法为女儿“整”一架钢琴。女儿的命运、陈桂林的命运都与艺术联系在一起。
　　在陈桂林与小元在他画的“纸琴”上弹奏出充满温情的“乐曲”时，我们被感动了：一方面，情节中充满了辛酸和无奈；另一方面，我们也被那饱含这浓浓亲情的情感氛围所感染。背景音乐中真正的钢琴乐曲声，仿佛提示着我们，那就是他们的梦想，一种来自他们内心深处的乐曲声。现实与理想、艺术与现实在这里融合在了一起，艺术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为了生活，我们拥抱艺术；为了艺术，我们享受生活。
　　陈桂林指导小元谈“纸琴”的场景，年迈痴呆的老父亲帮着他扯毛线。背景墙上挂着一幅毛笔书法：“桂林山水甲天下”，还有一幅风景画“桂林山水图”。用陈桂林自己的话说，父亲给他起名“桂林”，是希望他能像“桂林山水一样甲天下”。可惜的是，年过中年，事业未成，家庭离散，现实层面上他是标准的失败了。这时他却像他父亲年轻时一样，期待着女儿人生梦想能够实现——成为钢琴家。他对女儿的训导，弹琴时“手里像握着两个鸡蛋一样”，加上老父亲在旁边的沉默、打盹，形成了一种怪异的“轮回感”，小元的未来真的能像陈桂林现在所希望的那样吗？
　　迫于无奈，陈桂林想到了学校偷钢琴。他找到了胖头、二姐夫、王抗美、淑娴等人一起偷琴。在时的路上，电影采取了一种歌舞化的表现手法，大家在货车上挂着几扇猪肉旁边舞边唱，凸显了一种现代主义的荒诞风格。偷琴未遂被捉后，并没有直接转入下一个现实镜头，而是加入了一段无背景、无时空感的浪漫主义画面：陈桂林叼着香烟，一本正经的弹奏着贝多芬的“献给爱丽丝”钢琴曲，由上而下飘着一些雪花似地絮状物。一种艺术化的浪漫情怀油然而生，而浪漫中又透出一种人生的滑稽感、无奈感和哀伤感。陈桂林为女儿塑造的梦想，在电影中浪漫化的得到了实现：艺术与现实冷冰冰的冲突中，在梦幻般的理想艺术人生中得到了整合与实现。钢琴乐曲声伴随着画面的转换，一直延伸到他们在派出所里警察进来才停止。他们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生活唤醒了艺术化的梦幻。当他们将钢琴送回原处后，镜头并没有立即转开，而是在大家的调笑中，淑娴忙中偷闲的弹奏了一首欢快的钢琴曲。
　　面对女儿小元的追问：“妈妈有给我买了好多东西，你是怎么想的？”陈桂林自卑的内心还是被深深的触动了，他过激地将女儿的衣服、书包连同女儿一起撵了出，同时气急败坏的将“纸钢琴”踢烂。女儿并没有像他所想的那样投靠在世俗生活中富裕的母亲，而是流了下来。女儿的选择，让陈桂林下定决心要为女儿“整”一架钢琴。
　　铸造厂的两根大烟囱要被定向炸毁拆除，很多人都不愿意，大家联名写信、按手印，各种改造性的努力均为起到应有的效果。高大的烟囱已经不仅仅是物质化的存在，它们伴随着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一起成长。已经是大家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拆解的部分，它们更多的是一张精神化的存在，一种老工业化的历史符号。它们虽然不能再为人们提供一种工业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不能发挥它们任何的现实价值，可正是它们将人们之间联系在一起，“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月亮的美是它将千里之外的人们连结起来。高耸入云的烟囱将一个地区的人们连了起来。它们在历史意义的实用层面上是集体化的，在现实精神层面上也是集体化的。工业化时代的集体性特征在大烟囱的拆除中消失殆尽了。
　　陈桂林打算自己用钢铸造一架“钢的琴”，淑娴调侃他道：“钢厂和钢琴厂看着只差一个字，那差老鼻子了。”钢厂是制造生产生活用品的，钢琴厂是制造艺术乐器的，一字之差，反映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念和生存状态。
　　陈桂林找到了季哥，一个深明大义、并带有某些“黑社会”色彩的人。季哥将就地掩埋在地下的废钢、废铁重新掘地三尺挖出来，重新利用，买给收购站或小型钢材。很多人因此发家致富了。废物的重新利用和变卖，使得生活因这些工业化时代的残渣而被改变。在季哥的废旧铸造分厂中，陈桂林打算用这些没用的废料制造一架钢琴。这里的寓意是，在工业时代所遗留下的废墟上，以原有的、没用现实价值的工业化素材和元素为艺术材料，以造钢琴——这一古典化高级艺术意象——为目标，以亲情、友情和原来的阶级情感为纽带将来自各个行业的普通个体化大众联合起来，重新熔铸、加工、锻造、组合建构起一种艺术理想。在准备造“钢的琴”的“誓师大会”上，电影采用了戏剧化的表现方式，没有昔日的惊天动地、没有豪情万丈、志气轩昂，陈桂林在卡拉ok厅里动情的唱着《怀念战友》，淑娴跳着新疆舞蹈伴舞，众人拿着啤酒瓶边喝边合唱，在大家的载歌载舞的音乐声中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还是怀念着那个充满战友情谊的年代，没有金钱利益、世俗无奈的牵绊，大家共同的投入到火热的工业生产中。用汪工的话说，用“敢想敢干敢拼的工人阶级的精神”加上存在与每个人内心中的旧日“战友情”，重新燃起了他们的集体主义热情，只不过这次大家的宏伟目标却并不宏大，他们不是实现更伟大的社会理想，而是做一件十分个体化的目标——为陈桂林的女儿小元做一架钢琴，以满足陈桂林自己愿望。历史中宏大目标消失了。当战友情遭遇后工业社会的现实，一切却并不理想。钢琴是乐器之王，是音乐艺术最典型的意象符号。后工业社会中的个体普通人利用工业时代的废弃品制造钢琴的行为就具有了某种象征意味，后工业社会的艺术追求不同于以前时代的独有特征。
　　在破旧、生锈的“铸造分厂”的牌子下面，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俨然一副重新开业的劲头。工厂中的废旧机器、废铁、废木板，偌大的厂房中一片寂静和荒凉，没有了昔日热闹的场景，一切东西对他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配上俄罗斯歌曲的背景音乐，历史与现实奇妙的融合在一起。
　　在制造钢琴的过程中，淑娴对这一终极目标产生了顾虑，问陈桂林：“你就是把琴整出来，你就能保证小元不跟着她妈走了？”“我觉得小元跟她妈能幸福，比跟着你强。”现实生活的贫穷与能不能获得幸福的追问，我们无法分析明白。就连相好的淑娴也产生了这样的怀疑，陈桂林一时被激怒了，说：“你们都一样，太现实。”言外之意是，你们都已经向现实生活的残酷低了头，都被现实所俘获，失了理想化的艺术生活。这里有一个悖论：一方面，陈桂林在破碎的生活中追求艺术化生活的完美；另一方面，理想化生活的实现却是建立在现实载体——钢琴——的基础之上。现实与理想、生活与艺术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具有悖谬感的现实人生。
　　胖头的女儿被一个社会小青年安昌业弄怀孕了，大家同仇敌忾地一起找他算账。找到文化宫时，安昌业正跟一帮人在打台球。比较有意思的是，电影表现的文化宫的第一个室内镜头的背景是一个红底白字的宣传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第二个室内镜头的背景是，马克思头像的宣传画，上面用红字写着马克思的语录：“巴黎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马克思”。在众人追赶安昌业的过程中，两幅背景宣传显得格外引人注目，鲜明的与前景中所发生的现实事件形成了对比。娱乐的广泛开展，丰富了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本应该在事业上有所行动的年轻人却无所事事。破旧不堪的文化宫不再提供“批判的武器”为更宏远的社会理想提供智力给养和文化源泉，而成了新一代青年的娱乐的场所。他们完全改变了原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无所忌惮的性行为，让胖头的女儿未婚先孕，整日的游手好闲与背景中的宣传文字格格不入，且背道而驰。当众人将他们逮住之后，胖头却不知如何处理，唯有让他们全部“滚蛋”，两代人之间出现了极其严重的断裂，哪怕是最基本的对话也无法完成。
　　两个具有68年历史的大烟囱将被拆除，汪工采纳了陈桂林的建议，将烟囱构想成艺术化的风景图标。它们是“成长的记忆”、“回家的坐标”、“遗忘了许久的老朋友”，烟囱的拆除意味着抹过的记忆、销毁心灵的家园、离别交往了许久的老朋友。想尽办法留住工业化时代的标志，是所有人共同的愿望，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们失了原有的社会生产生活功能，在现实中已经毫无用处，所以必须被拆除。汪工试图将它们转化为“艺术”——两只长颈鹿、两颗导弹或两个长征一号火箭，甚至是两根抽象的筷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用陈桂林的话说，“你有价值，它就不能炸。”这里所谓的价值显然不是现实生活价值，而是艺术价值。在大家的极力挽留中，大烟囱终究没有留住，被炸掉了。艺术价值在与现实生活价值的冲突中，现实再一次的占领了上风，取得了胜利。这时，陈桂林的“钢的琴”似乎就更显得愈发重要了，他们已经失败一次了，再一次的失败定会将他们对未来理想、艺术生活的憧憬击碎、磨平。
　　陈桂林跟淑娴相好，但在与小菊离婚前不肯跟淑娴同房，这与胖头女儿这一代形成了对比。传统的婚恋观使他们的行为具有某种传统意义。以至于在造琴的过程中，淑娴与王抗美好上了。“革命的队伍”内部出现了分歧，加上季哥被警察抓走，旧有的、具有理想色彩的阶级友情，被现实击散了。陈桂林在追求美好生活的道路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他气馁了、灰心了，“钢琴不做了，散了吧！”艺术化的人生理想在现实生活的困境面前无能为力了，现实生活的残酷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这时电影镜头仿佛又回到了整部电影的开始：陈桂林与离婚后的小菊，再一次的站在了破败的“翅膀前面”，整体构型与电影开始的第一个镜头完全相似。与上一次不同的是陈桂林背挎的手风琴消失了，他的态度也比上次沮丧了。这寓意着，陈桂林的艺术理想彻底消失了，在与现实生活的冲突和分离中，艺术妥协了，现实生活最终取得了胜利。对于女儿小元，陈桂林不得不放弃了。二人的谈话后来集中到小元出生时的体重——六斤四两八还是六斤四两六，小元使他们的融合后的结晶，她负载着生活与艺术的双重理想。绕了一大圈后，生活仿佛又回到了原点。按道理说，电影的主体情节在现实层面上就至此结束了，这是一个具有悲情性的结局。可是制作者并就此打住，而又加入了所谓精神层面的“完满结局”，这显然是我们观影者的某种希望——“钢的琴”必须得制作完成。电影用舞台化的表现手法，将“西班牙斗牛进行曲”、西班牙舞蹈与制作钢琴的过程交错、拼合在一起，工业化生产与艺术表现巧妙结合，艺术理想与艺术现实合二为一。这是后工业时代艺术与生活的交相辉映。
　　陈桂林的父亲世了，父亲的离隐喻着一个时代的彻底终结，工业化时代的生产生活已经结束，生活还得继续。这时暗示着新生的“钢琴”也被制作了出来。前妻小菊开着宝马车带女儿来试琴，面对着有些异样的钢琴，女儿问陈桂林想听什么乐曲。陈桂林回答说：“越简单越好。”现实生活负担了太多的复杂和沉重，陈桂林希望在自己亲手制作的钢琴上能弹奏最简单的乐曲。生活就应该是简单而单纯的，后工业社会中，我们遇到了更多荒诞、苍凉和无奈，艺术在追求生活幸福的道路上还能被简单的“弹奏”出来吗？拙劣、异样的琴音逐渐被背景音乐中那真正的钢琴乐曲声所取代。后工业时代的艺术能否承受起残酷现实的生活之重？我们会不断的追问和解答。
　　
作者耕读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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