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台词 > 影评 > ：《第四公民》隐私权的吊诡是由微语录网(www.5yulu.com)为您精心收集，如果觉得好，请把这篇文章复制到您的博客或告诉您的朋友，以下是《第四公民》隐私权的吊诡的正文：

　　纪录片的最后，“棱镜门”事件已经过一年。
　　
　　和所有的新闻事件一样，棱镜门的风波终究逃不出高潮，或者说吸引公众关注时间的短暂。
　　
　　格林沃德来到莫斯科和斯诺登再会。在一个敞亮的房间里，气氛似乎没有一年前那样紧张。他们穿着同样的浅蓝色衬衫，脸上挂着同样的因为疲劳引起的皱纹。新的告密者俨然已经出现，他们的勇气又要经历再一次的考验。
　　
　　为了躲避窃听，格林沃德用纸条写下对话的关键字句，斯诺登心照不宣地看着，不时露出嘲讽或者难以置信的表情。对比一开始在斯诺登面前紧张和过分严肃的格林沃德，这时候的他与其说是斯诺登的合作者，倒不如说更像一个代言人。镜头对准他撕毁的字条，游离的焦点里，“POTUS”五个字母若隐若现，清晰的指涉在这一刻却引不起观众的心领神会，感情的投靠显得无所适从，因为一切都太过复杂。斯诺登看着字条，目光游离，扶在脸上的手终于放下，黑眼圈更加清晰。不多时，电吉他隆隆地震颤，配合着一把一把被清理干净的纸屑，仿佛要和这深不见底的潭水做个了断，又好像在漩涡里快速沉沦、难以抽身。
　　
　　文艺片的美，来源于留白，纪录片的美，来源于真实。《第四公民》的美，在真实之外，还来源于选材。
　　
　　斯诺登的无畏，格林沃德的协助，导演劳拉的推广，这些元素围绕的，是扞卫隐私权这个不变的主线，面对庞大而缜密的NSA，一个小小的外包商信息管理员，为了这个简单的诉求自发地站到舆论的前线，无论如何都显得那样正义，那样具有浪漫主义情怀。可是，如果我们随着影片最后的澎湃电音细细回想，一切故事中，斯诺登个人的隐私权并没有得到保护。如果说斯诺登的行为是主动通过牺牲自己的隐私权来呼唤大众保护个人隐私的意识，那么今天显而易见，在他因为牺牲隐私权而带来的光辉形象背后，行动的本来目标还远没有成功。
　　
　　社交网路上的身份分享、经验分享、位置分享无时不刻地发生，和两年前相比，正在以完全另一个数量级地增长。电信公司的霸权并没有削弱，人们在保护隐私权的问题上并没有夺回斯诺登所希望的主动权。全球各地，很多组织官方民间组织，会议也在不断的召开，但回到个人，回到斯诺登本来意指的“公民”，权利的争取还是那样乏力，这还仅仅是对于信息建设的发达的国家而言。相较之下，其他地区的状况是：隐私权根本不是权力，没有人想到就更不会有人要争取，而那些地方，恰恰会受到最肆无忌惮的监听和信息控制。
　　
　　格林沃德在2013年芝加哥召开的一次人权会议上曾经表示，斯诺登在香港和他共事的十一天里并没有显露出丝毫的紧张和焦虑。画面里的斯诺登面对提问的时候，也这样回答，但是焦虑并不需要说明，他经常性地沉默似乎已经出卖了他自己。格林沃德没有对斯诺登的计划过分质疑，甚至当斯诺登认定要透露身份的时候，他也没有异议，新闻工作者对“爆炸性”的界定在对话的那个瞬间占了上风，而事实上，斯诺登不要做一个简单的匿名线人的决定固然是高明的自我保护，却也是极大的意志力考验。从一开始，他就决定要用自己的经验和官方下一场大棋，而那个官方，并没有在他的过和他处在对立的状况下，它的来势到底会有多么凶猛？它会不会大动干戈？这些未知放到任何人身上都是重担。
　　
　　事实上，假设我们来做一个不带感情的换位思考，政府也有隐私，这种隐私就被称作机密。说到隐私权，我们会迫不及待地攀上道德的制高点，然后宣称主权的不可侵犯。可是，换做政府的机密，我们虽然一般不会有过度的反应，但在一种特定情况下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任何的仁慈，那就是隐私侵犯隐私的情况：政府的窃听、侦查项目侵犯了我们的隐私，斯诺登带领着一群愤怒的维权者，却没有意识到政府的被侵犯，这或许听上有点奇怪，但事实就是如此。政府没有道德制高点可以站，于是就只能倚仗法律，而法律却从来不能给“叛国者”道德上的制高点，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律师团在柏林计划无偿为斯诺登辩护时意识到这个终极的难点。一个人如果觉得陌生人侵犯他的隐私，自然可以声讨甚至起诉，但是那个陌生人如果换成一个组织缜密的团体（就比如美国政府），控诉的难度就会成倍增加。这时候只有另外一种力量的介入才有可能推动事态的发展，这个力量叫做媒体。媒体，这个理论上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机构，在报道时，实际充当了集中话语的角色，修饰民众话语的同时也影响着本来不准备说话的一群人，但是它并不占有事件的主动权，简言之，媒体更像是一个要后发制人的角色，它没有从司法行事原则操控事件的哪怕一丁点的可能。斯诺登在开始时就是要做一个自杀式的泄露，这里的自杀，不仅仅是职位自杀，也是政治自杀，他以为公众权利可以通过他最开始的朋友——媒体人放大到可以与政府抗衡的地步。很显然，他高估了媒体，也低估了政府。因为无论在世界上什么地方，大部分时间媒体会因为政府而紧张，政府却不会因为媒体而低头。司法也大多如此，在敏感事件发生的时候，95% politics and 5% law，就像美国公民自由协会的Ben Wizner律师所说的那样，绝望而真实。
　　
　　电影用事实还原了这种乏力。高清的镜头下，无论言论者如何质疑，如何理性地揭露政府在操作中的违宪行为，得到的回应永远是no，no，no，甚至你可以在他们的眼神里读到那种谎言的犹豫。即便新闻媒体大肆开涮，脱口秀猛烈嘲讽，人权组织紧急商讨对策，政治层面上仍不会有丝毫的动摇。司法程序的缓慢让一大群专业人士在死胡同里寻找着出路，荒唐而执着。
　　
　　也许我们可以责备政府，责怪它压倒性的优势。可是，当人民寻求集体诉求、公民意志的时候，是不是又应该回头考虑一下自己本身的力量是否足够强大？我们看身边的人和自己，对隐私泄露所表现出的无关紧要、事不关己，甚至有时候是对潜在风险不以为意甚至乐在其中，当我们在隐私权问题上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认清楚的时候，又凭什么跟着斯诺登，跟着别的权益倡导者，做自以为是的抗议，燃烧这无端而来的怒火？
　　
作者纽约的山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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