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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过了村庄，我独自在路上
　　 ---------浅析大陆新一代农村题材独立电影

　　 第六代“土地电影”后的时代变迁
　　1984年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气势磅礴的腰鼓像是对苍天的一种深沉而壮烈的呼唤；1986年吴天明导演了《老井》，人与自然的对抗与依存亘古不变；1987年张艺谋导演了《红高粱》，高粱地里牺牲了心存民族大义的伟大女性。第五代导演在土地的依托下，在银幕上烙上了浓烈的时代印记。这些史诗般的电影风格，残酷、鲜活，在造型和立意上都直击心灵。
　　
　　随着时代变迁，改革开放的步伐深入迈进。农村人口急剧向城市涌进，国人与土地的联系越来越微弱，土地的价值越来越受到忽略。高粱地再好，没有北京的地铁站好；黄土地再厚实，抵不过深圳的高楼大厦。
　　被遗留在农村的鳏寡孤独只能眼望着赴北上广打工的亲人与土地渐行渐远。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矛盾甚多：亲人疏离、乡土文化和建筑遭破坏、人类道德底线的日渐模糊。如此，新生代的农村题材电影不再单一表现整个时代的土地情怀，而是转向关注遗留在农村的人群的生存现状、追求与挣扎。
　　此文以《告诉他们，我乘白鹤了》和《美姐》等近年来拍摄的多部影片为例，浅析当代农村题材电影的新锐之处。
　　
　　 主题与艺术手法分析
　　市场化经济的深入作用下，中国三千年的农耕文化在当代城市化进程的铁拳下于一夕间支离破碎，此时的乡村题材电影被赋予新的使命：对城市化的暴力与黑暗提交诉讼、并重新探求新时代背景下我们与土地如何重修建立联系。
　　一、主题
　　 1983年生于甘肃张掖的李睿珺导演在2010年拍摄了独立电影《老驴头》，该片讲述一名73岁农村老汉“老驴头”独自治理祖坟旁边沙漠的故事，并入围两个国际电影节。
　　受到鼓励后，李睿珺导演于2012年完成《告诉他们，我乘白鹤了》，该片改编自苏童的同名小说，入围第6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并入选法国文化部华语电影教材。该片讲述老汉“老马”对政府强行推行的火葬制度不满，一日在湖边恍惚中在湖边见到仙鹤后，希望年幼的孙子把他活埋到湖边的地里，幻想仙鹤某日能将它驮走。
　　出生于1981年的郝杰于2012年完成了《美姐》，先后斩获亚洲各个电影节的七项大奖。该片讲述了山西农村里的“铁蛋”从小爱慕邻家巧妇“美姐”，幻想娶她过门。文革禁唱地方戏曲二人台，也驱离了美姐一家人。辗转十多年，铁蛋俨然已是条汉子。随着美姐与三个女儿返乡，看似忘不掉美姐，铁蛋先与其大女儿私恋未果，却被迫娶了二女儿作为“补偿”。最后决定跟着戏班子流浪，随他出门的却是美姐家的老三。
　　《美姐》里的四个女性，各有各的性格，而“铁蛋”也是拗劲儿十足。文革开始，在传统戏曲艺术“二人台”兴衰的重要关头，（二人台”作为一种流行于内蒙古自治区及山西、陕西、河北三省北部地区的戏曲剧种，从创立之初到现在，经过很多代民间艺人的传承已经成为中国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美姐》中铁蛋的扮演者冯四就是这些传承者之一），美姐毅然决定一家人赶着驴车走西口，内蒙寻新生活。
　　且看《工人日报》的影评：《美姐》这部电影能填补我们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你可以叫它力量，也可以叫它温暖，它其实在立足于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底层的屌丝告诉我们一种努力和挣扎，他能活着，但在试图寻找一个活法，他在路上，如同中间包裹的情欲，让我们感到追求爱情是一个布满情欲的年代，每个人都要恪守的，不能放弃的理想，向理想致敬。
　　此类扎根于乡村的独立电影还有蔡尚君于2007拍摄完成的《红色康拜因》、郝杰于2010年拍摄的《光棍儿》、2014年李瑞珺的新作《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
　　农村人口，在当代中国成为最庞大而最尴尬的族群，他们在经济与舆论的压迫下背井离乡，也渐渐抛却了农村属性，然而城市属性似乎成了他们的渐进线——永远趋近却永远无法重合。
　　来自西北的民谣乐队野孩子在《眼望着北方》里唱道：“我走过了村庄，我独自在路上；我走过了山岗，我说不出凄凉；我走过了城市，我迷失了方向；我走过了生活，我没听见歌唱。”
　　 二、艺术手法
　　1、大量的生活环境描写
　　《告诉他们，我乘白鹤了》（以下简称《白鹤》），拍摄于甘肃张掖罗城乡花墙子村。都云“不望祁连山顶雪，误将张掖当江南。”位于被古代边戍诗和当代旅行诗人爱好的河西走廊，这个在祁连山脚下的小村庄千年来被雪山融水灌溉，因此造就了电影中烟波浩渺的“槽子湖”、大片的湿地与栖息其中的水鸟和鸭子、连绵的杨树……作为古代突厥人栖居的地区，建筑风格也延续着古老传统：低矮的土坯房、面积宽大的庭院……
　　而《美姐》以晋北的黄土塬为造型背景，也用大量篇幅表现了这片土地上的各种土风景、土物件。例如窑洞和土炕、千沟万壑的黄土塬、晚秋时分内蒙的辽阔草原……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在终于得到可观投资的前提下，李瑞珺将张掖的丹霞地貌、雪山、草原与沙漠、大峡谷风光一一呈现，使后人知道了裕固族这个突厥人的后裔的独特生长环境。
　　2、特殊的文化符号
　　《白鹤》。首先是白鹤元素。在东方，白鹤象征着生死，象征着芳龄永继、仙寿恒昌，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并且似乎玄妙极了。影片的开头在棺木上出现了美丽的白鹤，“老马”也固执地认为自己的湖边见到了仙鹤。第二，黄土。片中出现孩童玩黄土埋人的游戏，而片尾孙子应了爷爷的要求把活生生的人也埋进了黄土。黄土与活人，让人触目惊心，又有伤逝之美。
　　《美姐》：首先是贯穿全片始终的二人台元素。二人台流行于内蒙西北、晋北、冀西北等地，以群众喜闻乐见的乡村轶事荤段子见长；其次，出现几次的蒙古人元素，体现了走西口时代在艰难的出西口之路背后带来的民族通婚与文化交融；第三是村里的“狐仙”求雨的故事。在干旱、偏远的晋北地区，寄情于各类神怪似乎成了人们贫乏生活的为数不多的消解方法之一。
　　而《老驴头》、《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红色康拜因》、《有人赞美聪慧，有人则不》等片无一不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符号。
　　3、出彩的声音设计
　　《白鹤》与《美姐》的配乐都出自小河之手。小河，这个被誉为“怪神”的独立音乐家，近些年担任过多部独立电影的配乐。在《白鹤》中，清亮而静谧的吉他配乐、马头琴嘶嘶拉拉却又急转直下。“做配乐最要命的就是‘约定俗成’。跟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导演，最大的分歧就是我无法完成他们用形容词列出的音乐清单，比如有人让我谱写幸福的音乐，我接受不了。也有导演一定要在电影的悲喜变化中让配乐同步，我也不太认同，为何悲伤情境处的音乐一定要让人哭？我觉得不哭也很好。有时候，经验就是毒药，它阻碍创作。”
　　如观者所见，在《白鹤》里剧情并不于配乐同步，而似乎割离开来，这种配乐理念一反传统，似乎给新一代独立电影的提供了新的声音选择方案。
　　而《美姐》，以二人台这种“土里冒出来”的民间原生音乐为基调，辅以小河同样悠长、颗粒感十足的单一弦乐配乐，整个声音基调与影片迸发的原始荷尔蒙相契合。
　　
　　
　　 创作主题与技法的变化
　　一、开始关注新时代背景下的个人生存状态
　　这批新的作品渐渐弱化了大时代的背景，从集体化转向个人化，加入更多的主观叙事。
　　不管是祁连山下小村庄里的老汉、心绪深沉热烈的铁蛋，还是阿迪克尔和巴特尔兄弟的沉默与温情、开着红色收割机的父亲与儿子，都不满于现状，深陷着各自的矛盾、做着各自的挣扎。
　　这些矛盾与挣扎多因了时代变迁，城市化加速的同时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务工与务农的矛盾、因距离而产生重大隔阂的亲人之间的矛盾，更重要的是，这些新一代导演多数体现了浓烈的环保意识和文化保护意识，即城市化进程对原生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在《白鹤》中对湿地的破坏中这一主题尤为明显。
　　二、审美上的先锋性
　　郝杰的首部作品《光棍儿》就显现了其影像风格的凌厉与粗糙，甚至粗鄙。《美姐》、《红色康拜因》等，也多数对原始的性欲萌动与情爱场面毫不避讳，而且其镜头风格大胆、粗糙，远远悖离审查制度，因而有人将它们中的一些归为地下电影。也许被许多人诟病拍摄技法不成熟、有讨好国外之嫌，但它们是一群野马，从土里冒出来的，就注定一辈子在土里打滚。
　　三、镜头运用的独特性，弱化叙事
　　长镜头与空镜头的运用。沉静的叙事风格，理所当然地配以长镜头。《白鹤》整部片用了多个长镜头，最重要的一场是最后老人和孙子孙女坐在树下，20分钟的戏只分了五个镜头。槽子湖上空的羽毛漂浮也运用了空镜头的手法；《美姐》在电影开场的一个以铁蛋为视角的主观镜头，表现铁蛋向厕所挪步的过程中，镜头向我们展示了这个中国西北贫穷的农家院落里的部分特征。
　　四、启用非专业演员
　　农村题材电影不是拿出来一个噱头就够了，同理一段流行歌里加两声唢呐就成陕北民歌，这是把戏。而这批电影多启用非专业演员，他们相貌不算好看，可是也足够生动、贴切。
　　笔者身为西北人，了解西北人的心境与性情。虽有许多人对出演《白鹤》的马春瑞老汉的演技加以诟病，其实非也。“老马”一身深蓝中山装、嘴叼焊烟、帽子偏着戴，木讷、沉默，这是所有甘肃人熟悉的农村老汉模样。他演的就是自己，而职业演员恐怕会用过于戏剧的表演干扰这部电影的本心。《美姐》里的铁蛋，就是当地的二人台演员，他就在土里出生、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唱戏，亦是本色出演。
　　
　　 “我走过了村庄，我独自在路上；我走过了山岗，我说不出凄凉。”如今的农村人已经不再有族群归属，而是各自在冰冷的市场经济的洪流中孤身奋战。当在城市里务工的他们回到故乡，恐怕林已毁、鸟飞尽，而亲戚们不再是亲戚，而是四散于城市的各个角落。
　　 在电影市场乱象丛生的今天，饱含诚意做电影是困难的。可面对家园逐渐毁灭、乡愁逐渐散灭，有心人在农村题材时电影更应肩负起新的使命。像李瑞珺在采访中说到：“我希望多年以后有学者研究这种语言时，他们会高兴在我的电影里出现过许多突厥语的对话。”
　　
作者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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