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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军山》与《西洋镜》的求同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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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对中国电影史的回忆与书写,《西洋镜》与《定军山》这两部影片选择了不同的角度表现中国电影诞生时的境况,尤其是在主角的选择和塑造有着巨大差别。
一、主角的选择和性格塑造
电影中的人物,是电影创作中的核心。那么,人物的塑造,就是电影导演创作工作的重中之重。同其它的艺术相比,电影的创作也是紧紧地围绕着塑造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人物而展开的。所以说,电影中的人物是叙事的核心,是矛盾冲突的核心,是影片叙事的基础。
《定军山》这部影片非常迎合主流价值理念,以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为主角,将其作为历史记载下的中国电影第一人,成为整部影片叙事的主要线索。影片伊始,就阐明了任庆泰为了拍摄中国人自己的影戏的动机,其后则讲述他将想法付诸实践、不断努力的艰辛过程。而电影《西洋镜》则一反主流历史叙事模式,将丰泰照相馆的小伙计——刘京伦作为主角,虽然刘京伦作为历史人物有据可查,但影片将其再次虚构和戏说的成分和因素非常明显。
《定军山》里的主角任庆泰,对待伙计宽容大度,不惜毁家纾难;他为人和善,兴趣广泛,是一名“京剧发烧友”,同时对照相和影戏也非常热爱。他为了拍出“中国制造”的影戏,不遗余力的奔走,进宫向老佛爷介绍影戏,险些丧命;为了说服“谭叫天儿”拍影戏,几乎踏平了谭家的门槛子,磨破了嘴皮子;为了买机器,他卖掉了妻子的绸缎店;为了救徒弟,他毫不犹豫地将钱财倾囊散尽;他不顾自己的身体,卖力地唱起京剧……最终,他的不懈努力,终于换得了丰厚的回报。影片极力将任庆泰塑造成为一个充满民族优越感,同时积极吸收西方文化的一个正面形象。
《西洋镜》将丰泰照相馆的伙计刘京伦作为主角,塑造了一个热爱新事物,敢于尝试和实践的青年形象。他对“西洋镜”这种新鲜事物由惊异到惊喜,从而到非常痴迷和执着,不计报酬地帮雷门招揽顾客,只求学习这“西洋玩意”;同时对师傅和亲人是尊敬和爱戴,但为了自己钟爱的影戏,他甚至耍起了滑头,不惜两厢欺瞒;他对爱情更是敢于拒绝金钱的诱惑,突破门第观念,进行努力和争取;他犹豫过,彷徨过,还和雷门起了不小的冲突;甚至灰心过,丧气过,但他最终又重整旗鼓,将影戏深入到了百姓的生活里,获得了众人的理解与支持。
二、人物行为与动机的不同
这两部影片的人物以及叙事所指,都是有实实在在的历史来源的,具体的细节因年代久远,资料匮乏,已不可考,所以我们姑且将目光转移出这两部记录历史的电影的真实与否,单单从这两部影片本身进行思考。
《西洋镜》里的刘京伦对于影戏的痴迷无疑是缘起好奇,与外国友人雷门的结识更是将这种好奇发展成为一种执着和热爱,不惜违背所有人的意志,最后为人们所接受,完成了自己的意愿。
如果说人们对静态的留念产生了照相,那么人们对动态的不舍就产生了电影。《定军山》里的主角任庆泰是一个京戏爱好者,他想给谭鑫培拍摄影戏的动机,不是因为对影戏本身的痴迷,而是想将中国的传统艺术,他心中的京剧大师的绰约风姿记录下来,供后世的欣赏,做出中国自己影戏。
人物的动机不同,所产生的行为就会有所不同,《西洋镜》里小刘着力于影戏本身,对于摄影机和胶片进行刻苦的钻研学习,观看了大量的早期影戏的放映,并且他记录下了北京城和北京人的画面。影片充分挖掘了中国电影诞生时的社会状况,尤其是表现中国人民在第一次接触“活动照相”时的反应更是细致入微。小刘在雷门的工作室看到放映的《工厂大门》时,那种对空间的错觉与疑惑以至惊喜,甚至钻到幕后寻找奥秘,无异于发现新大陆一般;雷门的影戏馆放映《火车进站》时,在座的观众们诚惶诚恐,四散出逃,狼狈百出,他们见到火车迎面而来的震撼程度绝对丝毫不亚于今时今日的3D效果;在工作室中,雷门给小刘演示如何裁胶片和连接胶片,在放映时产生神奇的效果,小刘的这一步学习,让我们对所谓蒙太奇有了更为直观的认知;其后雷门和小刘穿梭在北京的弄堂与角落,甚至爬上长城,做活动摄影的尝试,他们在这些努力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感与兴奋,观众在跟随他们脚步的同时也体验到了电视最初的面貌。所谓超越时空的体验,也不过如此。在这部影片里,小刘是一名引导者,引导着人们认识新事物,接受新事物,运用新事物。
《定军山》则比较侧重于讲述了中国第一部电影由选择角色和剧本,筹备以及拍摄的总过程。影片细致的刻画了任景丰在观看西洋影戏的过程中,密切的留意到了周围观众的热烈反应,敏锐的眼光让他预见到了影戏的远大前途,这让他动了拍摄中国影戏的念头。而恰巧又观赏了“谭叫天儿”的京剧,艺术造诣首屈一指的当红名角成了他心中中国影戏主演的不二人选。而其后的戏剧化剧情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深化任庆泰筹拍一部电影,尤其是中国第一部电影的不易与艰辛。即使剧情的一波三折难免刻意与拙劣,但对于任庆泰的性格塑造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影片体现了中国电影人对历史的自我反思与回顾的诉求,这一基本点是值得肯定的。
三、人物背后所指涉的文化价值
《定军山》的《西洋镜》都是对中国第一部电影的理解,它们的拍摄既与早期中国电影的生成历史有关,也与后人尤其是研究者如何看待这段历史的文化心态相关联。这两部电影虽然拍摄时间不一、剧情不一、表达主旨与文化心态都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定格在1905年的中国电影的成就上,这是它们求同存异之处。
作为合拍片的《西洋镜》与国际接轨,将中国第一部电影的筹拍上升到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一个层面,发人深省。它更多的是考量到了电影本身的意义。
首先,是作为大众文化在中国社会底层的传播,“中国早期电影,它纯粹是一种市民文艺,是一种都市娱乐”(范伯群 “电戏”的最初输入与中国早期影坛——为中国电影百年纪念而作【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早期中国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历史的生成和在其随后的发展当中,一直是和俗文化为代表的通俗文化有着密切的相互渗透的关系,电影始终是一门大众文化的综合艺术。
其次,影片在表现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社会时,依然以中国人为主导因素,雷门的戏院从无人问津到每场爆满,关键人物便是代表中国底层人的小刘。这里强调了中国人自己在电影进入中国文化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决定性。
最后,是中国人在电影传入过程中的本土意识和自觉意识,影片中表现了小刘不畏千难万险,执着地研究“影戏”,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谋生,更是为了记录中国人自己的生活面貌,拍摄中国人自己的生活,让中国人站在一个更高的视点看世界,终于得到了中国人自己的认可和肯定。
影片《定军山》则关注的是本土的电影产生的过程,一个新媒介是在中国如何播种以及如何扎根于中国民族传统中。它的主流价值观是非常明显的,旨在歌颂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意识,发扬传统民族文化精神。
首先,不管是作为主角的任庆泰还是其他人物,都是以一个热爱京戏的形象出现,从最高的统治阶级到平民,传统的文化价值是最为首要且最为直观的。
其次,影片主题先行的意念十分明显,影片从一开始就将这种强烈的意识传递出来,作为主角的任庆泰从一开始表现出来对于京戏戏骨谭鑫培的崇拜,为了记录中国优秀的京戏文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完成心愿。影片中任庆泰多次劝说谭老板拍摄影戏,是为了传承京剧艺术,致使“影戏”形象的弱化,中国理解下的“影戏”显得颇为狭隘。
最后,影片为了造成拍摄影戏过程的艰辛,刻意制造困难,特别是谭老板不配合拍摄影戏所编造的借口,不符合历史逻辑和真实性。所以《定军山》与其说定军山试图在呈现一个有关中国第一部电影的历史故事,不如说它以此历史背景来不遗余力地展现和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优秀辉煌。
小结:
即使《西洋镜》和《定军山》还有不少为人诟病的地方,但他们的诞生宣告了现今我们对历史是有必要回顾的。回顾不代表倒退,而代表一种对自我的关注以及对进步的渴望,我们相信会有更多更好更优秀的作品用更高明的手法展现中国人对电影的认识和理解。
(注:任庆泰,字景丰。《定军山》将其更名为任景泰,《西洋镜》将其更名为任景奉,刘仲伦更名为刘京伦。)
作者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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