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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反思文革时，总是喜欢把自己的角色默认为文革中的“受害者”，为什么呢？自虐狂？不是。因为文革结束了，被压抑的人已经反手取得了政权。所以首先让我们明白：这些表面上看上的悲情英雄，潜意识里认同的，还是“最终的胜利者”这个角色。
承认这个事实：说到底，你想做胜利者，不管以什么名义。
介于此，我想问问大家，如果再发动一次文革，你希望你是拿着鞭子打人的人？还是被打的人？又或者说，如果现在的社会，本身就是一种换了形式的文革，你是愿意做抢占话语权的人，还是沉默的大多数？
想必大多数人还是选后者。
那我告诉你，现在，2015年12月21日。就是文革。你会怎么想？你觉得自己胜了？还是悲情？
用文革的方法批判文革，是大多数人的做法。《芙蓉镇》亦不例外。或者说，这是一部用革命叙事方法写成的反“革命”文本。
本片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又一部《青春之歌》！杨沫的作品在文学史中被当做革命文学的典型，其典型意义就在于，将人性的美丑和政治立场捆绑起来，凡革命之人，必面容姣好，身体强健，具有性吸引力，而不革命之人，外形亦猥琐不堪，让女性厌弃。《青春之歌》的女主人公林道静从开始的男朋友，知识分子于永泽，到后来的五四青年卢嘉川，到后来的地下党干部江华，换了三任男朋友，表面上看，这三个人一个比一个帅、阳刚、体贴，实际上暗合了中国革命历经旧知识分子领导、五四青年领导，直至最后完成工人阶级的领导，从侧面上对大众进行心理暗示：旧知识分子代表孱弱，共产党代表才力与美。
说的简单一点：脸谱化。
可叹的是，青春之歌想教给大家的政治立场，在芙蓉镇里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在这里，共产党干部成了恶婆子、自私的干部、性功能障碍者，而知识分子（姜文），却摇身一变，成了力与美的代表，正好和青春之歌换了个个！为何如此？无非立场变了。青春之歌创作之年代，党内左派占上风，故干部形象强而知识分子形象弱；而芙蓉镇创作之年代，正是文革之后，党内左派基本被清除干净，文革中被压制的右派重新掌权，这些代表知识分子利益的人，当然又会反过头来把左派形象丑化，而将右派形象高大化。看清了这一点原因，便明白芙蓉镇与青春之歌不过是党内派系较量在文艺界的两个反映，一正一反，一黑一白，并无高下之分。
也正因为如此，个人觉得芙蓉镇在表现手法上是有着很大缺陷的，所谓“脸谱化”便是其中之一。女干部，形象就丑，而且浑身泼妇习气，简直不是人，这不是引导大家恨干部吗？反观刘晓庆，温柔漂亮，谁能不爱？可是，正因为如此脸谱化的处理，使作品的思想力量大大削弱了，不禁要问，如果一个人不温柔不漂亮，她就活该被批斗？她就不可怜？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又何必设定她是温柔漂亮的？《巴黎圣母院》之夸西莫多之所以久久震撼人的心灵，不正因为它不将人心灵的美丑与外形的美丑捆绑起来吗？
如果再将芙蓉镇与飞越疯人院试做一对比，就能发现，《飞》中的女护士长，温文尔雅，美丽知性，有那么一瞬间会让患者认为她真的是为病人好。然而在美丽的外表下，她却代表着集权与禁锢，这难道不是更可怕吗？正因为如此，麦克墨菲最后的一“掐”，才显得更有力量！如果将护士长描绘成一个四处通奸的荡妇，是大家眼中的小丑，试问这种力量还有吗？
当然，将女性的心灵美和外表美捆绑销售也好，人物脸谱化也罢，都算是我国传统文化——甚至是世界传统文化的通例。与立场无关，而与创作水平有关，纵如好莱坞大片亦如是。所以，锅不能都算在谢晋等主创人员头上（实际上他们已经做到相当好了）。
从艺术手法来看，芙蓉镇与青春之歌如出一辙，多年来不见进步，实际上也正是党多年来文化禁锢的恶果，和文革后人们的思想还难以一下子从那种人物脸谱化的创作惯性中解放出来造成的。文革当然应该批判，但并不应该如此简单粗暴的批判，甚至是歪曲丑化。别忘了，几年后热捧电影芙蓉镇那群人，或许正是几年前在批斗中执鞭打人的人，为什么同样一个人，一经煽动就会打人？再一经煽动，又会觉得打人不对应该尊重人权人性？这是根植于老百姓思想中的劣根性还是老百姓始终在被掌权者牵着鼻子走？想明白这些，或许是看懂《芙蓉镇》的真正意义。
作者海绵体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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