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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的琴》是一部充满象征意味的感伤电影，虽然处处充满凄惶生活的幽默，但人物自身的尊贵过往，往往使这一切倍添凄凉。这或许是一部只有经历过重工业严冬时代的人才能由衷苦笑的电影，但对于外人来说，那一个时代的落幕，代表的，或许是计划经济下，我们共有的，无处宣泄的愤懑与悲凉。
本片一开头，是一场葬礼，陈桂林这批下岗职工组成的小乐队，正在葬礼上演奏。那悲伤的《三套车》，唱的不仅是母亲死亡的悲伤，更是被抛弃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它同样也被祖国母亲抛弃，而身为这批职工们的母亲——大型钢材厂，也已经死。陈桂林的乐队在葬礼上演奏悲伤的送别歌曲，但却被当事人打断，他说“这曲子听着太痛苦了，老人上路的步伐得多沉重啊！”由此，陈桂林改换了节奏轻快的《步步高》，在葬礼上演奏起喜气洋洋的音乐，这一种苦中作乐的反讽，也由此奠定了影片的主要基调。
在《钢的琴》这整部电影中，“母亲”是并不存在的，主人公陈桂林陪伴的，是老父亲和小女儿，而作为影片中主要的两位女性出现的，一位是在商业社会中投机成功的陈桂林妻子小菊，她在小元的成长中缺位，再次的出现只是为了把小元带离这个被时代抛弃的地方；另一位是乐队主唱秦海璐扮演的淑贤，淑贤的名字暗示了大工业时代下男性对传统美好妇德的想象，淑贤本人也更像是一个旧时代美好形象的化身，而她虽然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她做为母亲的职能，在影片中也是缺失的。
母性的缺失剥离了影片中女性的重要属性，而在叙事中，她们更多的，是作为男性的挣扎镜面出现。
一、配偶
影片中的配偶有两位，一位是二姐，一位是小菊。二姐留在了基地，她开着小理发店，辛勤养家，维护着下岗的二姐夫不愿自降身价打工的自尊；小菊早早离开了陈桂林，寻求到了“梦寐以求的不劳而获的生活”，这是两个极端反差。而在男人们看来，虽体谅二姐的辛苦，却也并不会觉得她有多高尚；虽羡慕小菊“混的挺有成就”，却也充满了不屑的酸意。陈桂林那么详细地对自己可能听不见的老爹说小菊跟的那个卖假药的怎样造假，一方面显示出了时代的不完美，另一方面，未尝不是在暗示自己也有能力致富。
而无论怎样的配偶形象，在她们的身上，失意的下岗丈夫们，收获的，都只是疏离。代表商业社会抛弃他们或者代表顽强的生命力赡养他们，都不是那些曾经充满尊严与体面生活着的工人老大哥们所寻求的温暖和激励力量。但时代终将落幕，挽歌响起，烟尘里，一切终将被遗忘。
二、旧情人
淑贤是灰黄色钢铁厂的一抹亮色，她应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顺口而来的苏联情歌，盛满绿植的阳台，屋子里的金鱼玄关装饰，无不暗示着她曾经的良好家世，她代表了重工业繁荣时代的迷梦，象征着美好的过。而在破败的如今，她更是男人们的慰籍，弹钢琴、伴舞、对饮，无私地付出，爱与安慰。
在影片中，淑贤还是中途背叛了一下陈桂林，这对陈桂林来说不啻为一个巨大的打击。他以为无论他怎样，甚至冲她发泄无来由的怒火，她都会站在原地等待，却不知道她也会背叛。淑贤的背叛意味着的，或许就是迷梦的破碎。那一场梦碎之后，作为钢厂象征的两个大烟囱被炸毁，升腾起的烟雾淹没了所有曾经与它伴生的人。
陈桂林在残破的钢厂拉起手风琴，过来找他的，还是淑贤，或许在共同旧梦破碎之后，他们可以重新的，相互取暖。
三、后代们
《钢的琴》里面的女性后代有三个，小元、胖头女儿以及胖头女儿肚子里的孩子。整个故事的幕后隐藏推动力量，就是小元，就是她那句“谁给她买钢琴，她就跟谁”的决议，推动着陈桂林，最终发动工友们造了一架钢的琴，而在琴造好之后，小元过来弹完一曲，便会离。
不管是中国式离婚还是伊朗式离婚，都有一个社会转型的谜题，我们将要给后代怎样的教育，当商业的大潮冲散旧时的温情，我们的孩子，会做出怎样的抉择？我们希望他们慢些走，我们希望他们回头留恋，但是对于一个拥有大把时间来试错的人来说，他们不会跟随你囿于一城一池，况且城池破败，死寂沉沉。
而胖头女儿，同二姐和小菊的对立一样，与小元形成了另一种对立。她用怀孕，想留住要逃离的年轻人们（在这里可能大家有不同理解，在我看来，作为一部象征隐喻意义极强的影片，导演对胖头女儿的用意很可能就是如此。）但是即便在老人们的围攻下，安昌业还是逃走了，“说是要闯世界”。
胖头女儿肚子里的孩子，是个女儿，父亲出走，她只能是个黑户，而这个黑户代表的，是不再被人记起的，曾经繁荣的钢厂职工的后代，黑户的身份，代表着他们这群人，和他们的故事，即将彻底消失，在这个社会的记录上，将不会再有他们的印记。但是胖头，“你这个姥爷是真的。”是的，他们存在过，并且也将在一段时间里，持续存在着。
作者张菩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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