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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君悦一层大厅，靠窗座位，光线耀眼。

　　眼前的张朝阳完全符合大家的想像，茄克衫、牛仔裤，嘴里不停嚼着口香糖，对事物的评判和态度直接写在脸上。

 　　不感兴趣的问题，他很敷衍，“是的”、“就是那样的”，脸已经转到别的地方，背对着你。对于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他滔滔不绝，目光灼人。

　　邓小平，正是一个让他兴奋的话题。

　　崇拜邓小平

　　张朝阳对于小平的记忆开始于文革之后，“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从小就关心政治，文革时期觉得很荒谬，1978年邓小平开始执政，我就从父母的谈话中感觉到，国家发生了大事。”他作了一个手势，“那年我14岁”。

　　“他对当时影响最大的是‘求是’思想，我们开始追求真理，尊重科学。”这个改变被张朝阳称为“现代启蒙的开始”。

　　正由于此，1978年，科学迎来春天，杨振宁、陈景润成为时代的偶像。而那时张朝阳的理想是：关在只有一盏小煤油灯的屋子里解数学题，一整天只吃一个冷馒头。

　　1981年，17岁的张朝阳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在当时他认为，物理是解释世界的途径。

　　“当时清华学生念书非常疯狂，与外界隔绝，对科学有一种宗教式的狂热。”他还记得一个口号，“争取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

　　到今天，他还是把清华5年概括为“自虐”。“分数就是一个人的身份，竞争格外残酷。不停地比，考不到好成绩就去游冬泳，刺骨的水……或者绕着圆明园跑五六公里……就是想证明我是可以的。”

　　在美国

　　22岁的张朝阳考取李政道奖学金，知道自己可以赴美留学，“东游西荡”地度过清华的最后一年。

　　“那时候出国是一种浪潮，邓小平打开国门后，我们发现并不是‘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原来西方比我们发达，我们开始陷入自我批判，甚至怀疑整个文化的根，好像西方的都是好的。”

　　他还记得那时自己喜欢看的一本书：《丑陋的中国人》。

　　“1986年出去的时候，根本就不想再回来了”，在他记忆之中，那时的中国非常落后，“改革开放真正的成果还没看到，除了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时，美国老师喜欢在文化研讨会上讲述，西方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斯多德的希腊时代，就已经超过中国，张朝阳觉得特有道理。“但是”，他补充，“回国这几年我开始反思，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有些‘过’了”。

到了美国的张朝阳开始变得反叛，“我在银行里从没有存款，买车，而且一定是敞篷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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