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台词 > 影评 > ：《黄金时代》点评：电影、文本与历史是由微语录网(www.5yulu.com)为您精心收集，如果觉得好，请把这篇文章复制到您的博客或告诉您的朋友，以下是《黄金时代》点评：电影、文本与历史的正文：

　　萧红的第一次离家出走，其实并非为了爱情，而是为了学业。
　　那时她刚刚初中毕业，想北平继续念高中，无奈父亲和继母不允，强令她与未婚夫汪恩甲尽早成婚。
　　萧红对陆哲舜或许有好感，但跟随他北平，一是因为他支持并且鼓励她逃婚求学；二是因为他是她的远房表亲，是值得信赖的朋友；三是因为他那年刚从哈尔滨政法大学退学，转到北平中国大学就读，可以在北平接应她，并帮她打点生活。
　　陆哲舜有妻子，萧红必是知道的，她似乎也从未想过要嫁给他，他们在北平共度半年，但并没有真的“在一起”，而是分住在二龙坑四合院的两间房里。
　　萧红不是鲁迅笔下的子君，她不会满足于只做一个为男人构建爱巢的小女人，这与她逃婚的初衷是相悖的。
　　
　　第二次离家出走，是从阿城老家逃到哈尔滨。这次出逃的经过，正如电影所说，是萧红人生中一个难解的谜。她从未在任何文字中提起这段经历，但正是这一次出逃，开启了萧红人生的漂泊之旅。从此，她从异乡奔到异乡，终其一生都在“逃亡”的路上。
　　哈尔滨的初冬时节，饥寒交迫的萧红偶遇了胞弟张秀珂，电影再现了这次姊弟重逢的画面：
　　咖啡店的窗子在帘幕下挂着苍白的霜层。我把领口脱着毛的外衣搭在衣架上。我们开始搅着杯子铃啷的响了。
　　“天冷了吧！并且也太孤寂了，你还是回家的好。”弟弟的眼睛是深黑色的。
　　我摇了头，我说：“你们学校的篮球队近来怎么样？还活跃吗？你还很热心吗？”
　　“我掷筐掷得更进步，可惜你总也没到我们球场上来了。你这样不畅快是不行的。”
　　……
　　“天冷了，还是回家好，心情这样不畅快，长久了是无益的。”
　　“为什么要说我的心情不好呢？”
　　“莹姐，”弟弟的眼睛深黑色的。“天冷了，再不能飘流下，回家吧！”弟弟说：“你的头发这样长了，怎么不到理发店一次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被他这话所激动了。也许要熄灭的灯火在我心中复燃起来，热力和光明鼓荡着我：“那样的家我是不想回的。”
　　画面的结束，是萧红的一句独白：“弟弟的眼睛是深黑色的。”
　　这句话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散文《初冬》里反复出现多次，但单独拎出这一句放在电影里，却远不足以表现萧红内心的触痛和坚韧。或许这里需要一段更为完整的独白：
　　弟弟的眼睛是深黑色的，充满着祈祷和愿望。我们又握过手，分别向不同的方向走。
　　太阳在我的脸面上闪闪耀耀。仍和未遇见弟弟以前一样，我穿着街头，我无目的地走。寒风，刺着喉头，时时要发作小小的咳嗽。
　　弟弟留给我的是深黑色的眼睛，这在我散漫与孤独的流荡人的心板上，怎能不微温了一个时刻？
　　
　　汪恩甲是背着家里人与萧红同居的。他们曾经订过婚，后来因为萧红闹出了一起逃婚丑闻，汪家退回了这门亲事。
　　虽是包办婚姻，但萧红与汪恩甲之间并非没有感情，她在哈尔滨上初中时，曾与他有过一段甜蜜的交往，不仅鱼雁频传，而且为他织过毛衣，甚至以未婚妻的身份参加了他父亲的葬礼。
　　1931年11月中旬，汪恩甲带着萧红住进了哈尔滨东兴顺旅馆，一切住宿饮食都是挂单消费。之所以能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旅馆老板了解汪恩甲和萧红殷实的家境，另一方面也与“九一八”事变以后哈尔滨的住宿业不景气有关。
　　1932年5月，汪恩甲将萧红留在旅馆，自己单独返回老家。只是，这并非电影所演绎的“不辞而别”——倘若汪恩甲真的无情若此，萧红也不至于会同意委身于他。汪恩甲此行的目的实则是回家向母亲和兄长求情，请求他们接纳萧红，以及汪家未来的孙子——萧红肚子里的胎儿。
　　汪恩甲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自此从萧红的生命里消失了。想来也是因为汪家终究未能应允这门“出格”的婚事吧。
　　半年来的挂单消费，使得汪恩甲与萧红欠下了旅馆四百多元（或者六百多元）的债务。又由于汪恩甲的人间蒸发，这笔巨款必须由萧红一个人承担。
　　如此，才有了萧红被囚于旅馆阁楼的故事，才有了二萧相遇的故事。
　　
　　在松花江决堤后的第三天，萧红是被一艘救济船接出东兴顺旅馆的。电影里的萧红，在重获自由后，坐在“老伯”的船上欣赏着自由的蓝天、阳光和飞鸟。
　　但事实上，此刻的她绝没有心思顾及这些，她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做，那便是找寻她的男人。——萧军答应过要来接她。
　　她焦急地在往来的船只上搜寻着萧军的身影，脑海里禁不住掠过不祥的念头——要是方才在急流中，船翻过，不是全完了吗？
　　
　　对于萧红的第一个孩子，电影处理得太过草率，甚至于不近人情：护士推着婴儿车来到萧红的床边，让萧红看看自己的孩子，而萧红的反应竟然是惊慌地喊道“不，不要！”，这绝不应该是一个母亲对一个新生婴儿的本能态度。
　　现实处境决定了萧红不能留下这个孩子。她和萧军身无分文，况且以萧军的脾气，也不会心甘情愿帮她养别人的孩子。但现实归现实，理智归理智，这个小生命毕竟是在她的身体里一天天长大的，连着她的血肉，也连着她刻骨铭心的疼痛，哪能这么干脆这么决绝的抛下呢？
　　在自传性小说《弃儿》里，我们可以读到萧红对这个孩子无限的牵念和歉疚：
　　第三个床看护妇推向芹的方向走来，芹的心开始跳动，就像个意外的消息传了来。手在摇动：“不要！不……不要……我不要呀！”她的声音里母子之情就像一条不能折断的钢丝被她折断了，她满身在抖颤。
　　满墙泻着秋夜的月光，夜深，人静，只是隔壁小孩子在哭着。
　　孩子生下来哭了五天了躺在冰凉的板床上，涨水后的蚊虫成群片地从气窗挤进来，在小孩的脸上身上爬行。他全身冰冰，他整天整夜的哭。冷吗？饿吗？生下来就没有妈妈的孩子谁管她呢？
　　月光照了满墙，墙上闪着一个影子，影子抖颤着，芹挨下床，脸伏在有月光的墙上——小宝宝，不要哭了妈妈不是来抱你吗？冻得这样冰呵，我可怜的孩子！
　　……
　　身穿白长衫30多岁的女人，她黄脸上涂着白粉，粉下隐现黄黑的斑点，坐在芹的床沿。女人烦絮地向芹问些琐碎的话，别的产妇凄然地在静听。
　　芹一看见她们这种脸，就像针一样在突刺着自己的心。“请抱吧，不要再说别的话了。”她把头用被蒙起，她再不能抑止，这是什么眼泪呢？在被里横流。
　　两个产妇受了感动似的也用手揉着眼睛，坐在床沿的女人说：“谁的孩子，谁也舍不得，我不能做这母子两离的事。”女人的身子扭了一扭。
　　芹像被什么人要挟似的，把头上的被掀开，面上笑着，眼泪和笑容凝结的笑着：“我舍得，小孩子没有用处，你把她抱吧。”
　　小孩子在隔壁睡，一点都不知道，亲生他的妈妈把他给别人了。
　　那个女人同情着。看护妇说：“这小脸多么冷清，真是个生下来就招人可怜的孩子。”小孩子被她们摸索醒了，他的面贴到别人的手掌，以为是妈妈的手掌，他撒怨地哭了起来。
　　过了半个钟头，小孩子将来的妈妈，挟着红包袱满脸欢喜地踏上医院的石阶。
　　包袱里的小被褥给孩子包好，经过穿道，经过产妇室的门前，经过产妇室的妈妈，小孩跟着生人走了，走下石阶了。
　　产妇室里的妈妈什么也没看见，只听见一阵噪杂的声音啊！
　　
　　在电影里，萧军是雇车接萧红出院的，但根据萧红文章里的回忆，他们当时并没有车坐。
　　其他的产妇都是抱着孩子，坐着汽车或马车出院。而萧红没有了孩子，也没有钱雇车，秋天来了，她连一件夹衣都没有。只有萧军扶着她，迈开虚弱的步子，向开垦一片荒田一样，向前方缓缓地走。
　　
　　欧罗巴旅馆的生活图景是电影中少有的一段欢快旋律：肆无忌惮的大笑、热烈的拥吻、每天共吃一块面包，这一切都展现了二萧的相爱与幸福。
　　我亦愿意相信，萧红在这段贫寒的日子里是幸福的。不过作为一位新式女性，那时的她必有难以排遣的百无聊赖——
　　每天唯一的事情就是盼着萧军回来，坐在椅子里，两手空着，什么也不做；口张着，可是什么也不吃，就像一架完全停止了运转的机器。（www.diudou.com）房间的小窗那样高，就像关囚犯的屋子。这样日复一日的、无意义的日子，和之前被遗弃在东兴顺旅馆的生活有什么区别呢？
　　萧红是不会甘于做子君的。她一生的挣扎，她全部的创作动力，正是源于这颗不甘平庸的心。
　　
　　萧军割下自己的鞋带为萧红系上，我以为这是整部电影里最动情的细节，这是以乐景写深情，让我险些看哭。
　　萧军是粗犷豪放的东北汉子，但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
　　萧红在香港病重时曾对胡风说：“如果萧军知道我病着，我信要他来，只要他能来，他一定会来看我，帮助我的。”这是实话。像萧军这样的男人，潜意识里把女人视为弱者或附属物，自己是最高权威的“家长”，而萧红则是由他庇护的孩子。所以他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萧红的成功依赖于自己，他会有“家庭暴力”并且坦率承认萧红脸上的伤“是我打的”，但当他的女人需要保护时，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担起责任，这是他高于端木蕻良的地方。
　　在萧红分娩住院时，有一次剧痛发作，医院以没交费为由不给用药。这激怒了本就心急如焚的萧军，他撇开护士，径直闯入医生的办公室里，掀翻了正在对弈的棋盘，揪住医生的衣服前襟，威胁着吼道：“如果你今天医不好我的人，她若是从此以后死，我会杀了你，杀了你的全家；杀了你们的院长，你们院长的全家……杀了你们这医院里所有的人，用你们所有的生命来抵偿她……”
　　正是这个血性男人的暴力，换来了院方的及时救治，挽救了萧红的生命。
　　
　　萧军与陈涓的故事被萧红写在《一个南方的姑娘》里，但这仅仅只是故事的前奏。他们是在哈尔滨认识的，但萧军真正的“出轨”是发生在几年后的上海。
　　1934年秋，二萧刚到上海不久，萧军便陈涓家里拜访。此时陈涓身在沈阳，萧军虽未能见到她，但获知了她的向。陈涓也通过家人的来信得知，萧军到了上海，而且来家里找过她。
　　1935年春，陈涓在哈尔滨举行婚礼，萧军以自己和萧红的名义给陈涓寄了贺信。
　　1936年春，新做了母亲的陈涓带着孩子回上海省亲。为了报答萧军此前的拜访和贺信，她特意家中探望二萧。已经做了妻子和母亲的陈涓，对二萧的回访仅仅只是出于友谊和礼貌，但她的到来，却点燃了萧军心中并未完全死的旧情。
　　萧军开始频繁地一个人陈家，他的殷勤态度让陈涓觉出了异样。陈涓感到不安，却又拿他没有办法。萧军来了，她只能陪他坐在客厅里，常常没有什么话说，只是盼着他快些离开。一次，陈涓送萧军出门，萧军竟然回身在她的额角上吻了一下。
　　1936年5月1日，陈涓离开了上海。但她的离开并没有挽回萧军对萧红的感情，相反，却仿佛是把萧军的心也一起带走了。
　　萧军的爱情哲学是，“爱就在一起，不爱便丢开”。而萧红却将爱与温暖视作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这一观念的差异让萧军与萧红的爱情开始走向破裂，这也是他们最终分道扬镳的原因之一。
　　
　　萧红最初的笔名是“悄吟”，第一次使用“萧红”这个名字，是《生死场》的出版。
　　电影里鲁迅和二萧第一次见面，向许广平介绍说：“这是萧红。”这里不能这么介绍，因为当时还不存在“萧红”。
　　二萧首次面师的情景，电影拍得实在太奇怪。鲁迅先生只说了些无关痛痒的话，而且仿佛是话说到一半就突然起身要走，桌上的咖啡还是满的，点心一口都没动。
　　
　　鲁迅的离世给萧红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鲁迅之于萧红，亦师亦父亦友，这种情谊，电影没拍出来。
　　萧红从东京回到上海，先生墓前祭拜。画面里是她在先生的坟头悲诉，而旁白已开始讲述她对萧军和许粤华恋情的怨愤。这样搅在一起，不知导演用意何在，总之我不喜欢。
　　
　　萧红与萧军、端木在蒋锡金家中同睡一张大床，这件事历来颇遭诟病。需要解释的是，真实情况远非电影所表现得那般简单随便。
　　端木受胡风和萧军的邀请来到武汉后，本可以住在亲戚家，但为了便于和《七月》同人联络，便搬到蒋锡金家中挤住。起初，萧军和萧红住在里间，锡金和端木住在外间。过了不久，漫画家梁白波来武汉做抗日宣传，因找不到合适的住房，也搬到了锡金的住所。
　　或许有人会说，三男两女，两间房，最合适的安排应该是三个男人住一间，两个女人住一间。但二萧安排让端木和他们住一间房，却是有他们的道理的。因为这个时候梁白波正暗恋蒋锡金，萧红想为他们制造机会。
　　联系这些前因想来，三人同床共眠的场景也就显得没那么不羁了。
　　
　　1938年2月，日军向山西临汾展开进攻，刚刚创立不久的民族革命大学被迫撤往晋西南的乡宁。此时正在民大任教的二萧面临两种选择：其一，跟随“民大”师生一起撤退；其二，跟随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运城，那里亦设有民大的第三分校。在何何从的问题上，二萧再次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萧军想要留下来和“民大”师生一起乡宁打游击，萧红则需要一个宁静的创作环境，而乡宁的前景在她看来势必动荡不安。
　　萧红对萧军说：“我知道我的生命不会太久了，我不愿在生活上再使自己吃苦，再忍受各种折磨了……”她是在乞求萧军的怜惜。
　　本应是句很凄凉的话，在电影里听来却满是火药味。因为电影前半段铺垫得不够，使得这句台词显得很突兀。
　　萧红确实是自知自己的生命不会太久了，大约从1936年的日本孤旅时期起，她就频繁地受着各种病痛的折磨，而战乱的时局、感情的变故、心情的不安和压抑更让她一刻也不能安息。她怀着一丝凉薄的希望，如果自己的命在萧军心里还有那么一点儿分量的话，萧军理应为她考虑。然而萧军却依旧无动于衷。
　　不过从萧军这一方面来看，他这么做似乎也是有充足理由的。正如写作是萧红的毕生志业一样，在战场上保家卫国也是萧军看来最崇高的人生价值。萧红不愿牺牲自己的才华，萧军同样也不愿浪费自己的强壮和力气。何况萧军心里清楚，此时萧红的身边并不缺少照顾她的男人，聂绀弩、端木蕻良、田间，如果可以的话还得算上女汉子丁玲。
　　二萧真正意义上的诀别其实是在临汾。这一段电影表现他们的分歧和争执居多，不够悲，不够痛，主角没有眼泪，观众也没有眼泪。
　　
　　送走萧红后的第二天，萧军早晨醒来，发现女人常穿的那双小皮靴还放在屋里。四周空荡荡的，唯有那棕红色的小靴子显得格外惹眼。毕竟余情未了，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女人穿着靴子时步履轻盈的样子。于是把靴子包起来，附上一封短信，另将一些文稿、信件，一并交给对门准备当天运城的同事，托其转交给萧红和丁玲。在信中，他像大哥哥一般对自己宠爱的小妹妹说：
　　红：
　　这双小靴子不是你所爱的吗？为什么单单地把它遗落了呢？总是这样不沉静啊！我大约随学校走，也许五台……再见了！一切丁玲会照顾你……祝
　　健康！
　　军
　　我总觉得电影里的萧军太过绝情，所以总想补上这一段。
　　
　　萧红在离开萧军以后怀上了他的骨肉。这个孩子是萧红一生中又一个引人争论的焦点。
　　历来说法很多，我比较愿意相信这一种：萧红没告诉萧军自己有了他的孩子，不过萧军通过别的途径知道了。据说他后来曾以未出世的孩子为由挽留萧红，希望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再分手；或者，由他来抚养这个孩子。这一切，都遭到了萧红的拒绝。
　　她一直回避着再和他单独接触。
　　一天，萧军又来找她，要求她归还他写给她的所有信件，她什么也没说，默默地打开箱子，正要把用心留存的所有信件都拿出来，不料萧军一把将箱子合上，一屁股坐在上面，说：“我有话说。”她倔强地说：“我不听，若是你要谈话，我就走。”
　　他们吵了起来。她最终把信件还给了萧军，并向萧军所要自己的信件。
　　萧军以为，萧红之所以如此决绝，是因为她爱上了端木，他揪住端木，怒不可遏地说：“瞧瞧你那德行！”“我就是要好好教训教训你这小子！”他甚至下了“战书”，要与端木决斗，幸而萧红闻讯后及时制止。
　　事实上，在与萧军分手以前，萧红与端木的关系一直没有超越朋友的界限。但总算有一次，因为误会，她也让他懂得了被爱人背叛的感受，她也让他尝到了嫉妒的滋味。
　　
　　端木给萧红讲“同州三藏圣教序碑”，电影里的这一段与我此前的想象差距太大。端木是出身清华历史系的大才子，在自己倾慕的女子面前卖弄才学，必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然而电影里的他，却木讷胆怯，完全失掉了属于端木应有的才气和情调。
　　
　　端木“抛下”身怀六甲的萧红先行入川避难，看过电影的朋友大多为此愤愤不平。
　　其实，让端木先走，原是萧红自己的主张。那时他们托罗烽好不容易买到了一张船票，端木坚持要走两人一起走，让萧红把船票转卖出，再等机会。萧红则认为船票来之不易，不如两个人暂时分开，端木先走，她有机会再和朋友结伴重庆，与他会合。
　　萧红让端木先走的理由是：一来她有孕在身，初到重庆人生地不熟，无人照料，而在武汉至少还有一些朋友可以帮扶她，等一段时间后再结伴入川亦可；二来端木先，可以在人满为患、住房紧张的山城找个落脚的地方，等一切安顿好后她再过，也更方便；三来她也担心，若是留端木一个人在武汉，他可能会走不成。端木见萧红确实想得比自己周全，只得同意了这一方案。
　　
　　无论导演的主观目的如何，电影对端木蕻良形象的塑造是有偏颇的。可以看出，涉及端木的情节，其选材大多依据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这本书据说是萧红弥留之际向骆宾基讲述自己人生经历的实录。但考虑到在萧红世以后骆宾基与端木的反目，这本书或多或少会含有一些自觉或不自觉的对端木的丑化。
　　1942年1月底，端木蕻良、骆宾基离开香港，经澳门辗转返回桂林。在桂林，经骆宾基介绍，端木蕻良与作家孙陵相识。两人就在孙陵的房子里住了大约两个月。据孙陵回忆，一天两人发生激烈争吵。骆宾基吵嚷着非揍端木不可，还说萧红是被他气死的，甚至拿出萧红临死前与其笔谈时写下的“我恨端木”的小纸条，以及痛骂端木的信，并告诉孙陵：“萧红遗嘱将《生死场》的版权送给萧军，《呼兰河传》送给骆宾基，《商市街》送给弟弟，什么也没有留给端木蕻良……”由此引出端、骆二人关于《呼兰河传》的“版权之争”。关于这件事众说纷纭，甚至传说二人到桂林上海杂志公司分公司理论，最终骆宾基胜诉；而骆宾基事后又否定了孙陵的回忆，说自己与端木的冲突与版权无关。
　　对此，端木蕻良的解释是，在养和医院做完手术之后，萧红曾与其商量拿出一些报酬，表达对骆宾基战时长时间冒死相陪的感激。一开始，她想把《生死场》的版税送给骆宾基，但是仔细一算，因《生传死场》出版时间较早，在十年合同期内，版税所剩不多，转而想到将《呼兰河传》的版税送给他，而不是版权。
　　端木的第二任妻子钟耀群写有《端木与萧红》，他的侄儿曹革成亦写有《我的姐姐萧红》，是依据端木的回忆写端、萧二人的往事，与骆宾基的态度截然不同。诚然，钟耀群与曹革成是作为亲人为端木辩护，但骆宾基的说法亦不可偏信。
　　
　　萧红在蒋锡金的“文协”办公室打地铺，她身怀重孕，又处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但却依然笔耕不辍，不废创作，写下了短篇小说《黄河》和《汾河的圆月》。
　　电影似乎专注于表现萧红的苦难，而对她的过人才华，她视创作为生命的热情和执着，却很惜墨。
　　
　　萧红从武汉重庆，原本是有冯乃超的夫人李声韵陪伴的。不料船到宜昌，李声韵突然病倒，被送进医院。萧红只有一个人继续换船前行，所以才会摔倒在码头上，一夜无人照管。
　　
　　靳以是萧红和端木住在重庆乡下时的邻居，也是当时着名的作家。电影中借靳以之口告诉观众，萧红和端木离开重庆，了香港。这一段很突兀，因为紧接着这一段则又出现了萧红在重庆看望胡风和梅志的情景。不知导演为何会在此不着边际地插这么一笔。
　　靳以仅出现了这么一会儿，之后就不见了。
　　其实，对于萧红的不辞而别，胡风和梅志的反应都很强烈，甚至夫妻俩在回忆文中都不约而同地表露了不满之词。让胡风和梅志来讲述萧红的南下香港之举，或许比新添一个人物（靳以）进来更合适。
　　
　　周鲸文在电影中的重要性也可相当于龙套，但他是萧红在香港时期最重要的朋友。萧红人生中的最后几部大作都是在周鲸文的杂志上发表的，而她住院治疗的医药费，大部分也是周鲸文资助的。
　　
　　从骆宾基的《萧红小传》里，可以读到萧红临终前对世界的深深不舍和眷念：
　　十九日夜十二时，萧红见C君醒来，眼睛即现出：“你睡得好么”的关切神情，又微微笑着，用手势要笔。
　　萧红在拍纸簿子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写最初九个字时，C君曾说：“你不要这祥想，为什么……”萧红挥手示意不要拦阻她的思路。
　　又写：“半生尽遭自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并掷笔微笑。三时示意吃药，并吃苹果半个。这时候，她由喉口铜管呼吸，声带无力发音，然而神色很恬静。并要纸写：“这是你最后和我吃的一个苹果了!”
　　电影里没拍出这一段，同样是在克制悲痛。但过于克制了，让人心里反而空落落的。
　　
　　电影的结尾，在萧红世后，镜头回到了呼兰河畔，回到了萧红的童年。
　　旁白引的是《呼兰河传》第三章：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
　　……
　　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这几段话抓得实在好！整部三小时的长片，最精彩的就在于结尾。它以田园牧歌式的宁静安闲终结了萧红一生的颠沛流离，而于这宁静安闲之中，却又道明了萧红一生的真正主题——童年的后花园在她稚嫩的心里种下，以至于她终其一生所追求的，不正是爱与自由吗？她从呼兰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到青岛，从青岛到上海，从上海到东京，及至以后到武汉，到西北，到重庆，到香港，与父亲决裂，与萧军决裂，与知交好友分别，这一路的无尽流浪，艰辛漂泊，所为的不正是爱与自由吗？
　　
　　可惜的是，这一生命主题仅在电影的最后才被突显出来。
　　电影有三小时，但看电影的过程中我始终觉得节奏太快。感觉导演讲了很多故事，可是每个故事都讲得不完整，不清楚，不到位。应该是“泪点”的地方没让人哭，不应该是“笑点”的地方却在引人发笑。总之观众入不了戏。
　　有人说这部电影问题出在叙述方式上太过创新——顺叙、倒叙、插叙杂糅于一体，时空随意置换，又插入大量亲友访谈，信件复述、人物自述等纪录片手法，让人摸不着头脑。
　　而我觉得，这样的叙述方式正是本片新颖独到的地方，不是“技巧”用得不对，而是“技巧”没有配合以精当的选材。
　　2011年，台湾的系列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拍得同样是“无聊”的作家题材，包括几个比萧红还要冷门得多的作家，但那几部片子在华语区反响很好，很吸引人。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都有明确的主题，明晰的主线，它们都抓住了主人公最突出的特质，并将这一特质深深印在了观众的心里。
　　对比起来，《黄金时代》的选材缺乏重点，太过杂乱。看完电影，我们只知道萧红这一生过得很惨，却说不出她是怎样一个人，她写出过怎样的作品，她有一颗怎样的灵魂。
　　导演力求客观，“力图接近真相，呈现萧红的一生”。殊不知，这是自以为剥了一切煽情和偏见，却仅仅只将观众的感动剥离了影片。这种“客观”，在我们与角色之间垒起了一面坚固的墙，它仅仅允许我们旁观，不让我们越界——我们感受不到往事的冲击力，我们体味不到尘封岁月里的脉脉深情，我们希望感同身受，却被堵在了墙外……而它却在轻鄙地嘲笑我们，因为不懂高雅的艺术所以才看不懂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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