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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北平无战事的时候正好在做一些关于内战时期经济的研究，自然避不开的话题就是CP的白区工作问题。根据自己接触的一些史料来看，刘和平在细节和故事背景的考据工作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以至于当我看到描写学运里的组织工作时简直傻了－难得有这么考究的好电视剧！当然话说回来，除了背景的深度和细节的考究，剧情本身还是有些逻辑硬伤。这里我只是想说清楚一些刘和平可能言不由衷的政治经济现实，算是给我的朋友们说说我的见解，也算是一部读析指导。
　　
　　其实刘和平的剧里头最有趣的一点就是对经济问题的讨论，大明王朝的改稻为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这部戏的根本也是经济。抗战时期的经济问题基本是围绕饥饿展开的－并不是说中国土地生产力怎么样，而是多年战乱早已民不聊生。关于粮食这一点，中国古今讲到农民起义的书都会分析，兵书就更不用提了：想要招到士兵，掌握好粮食就可以了，各地的饥民都会来给你干活。其实重点并不全是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而是粮食的使用和分配权力－会计学对资产的定义是指的未来的经济受益，而不是生产资料本身。根据司马璐的观点，CP的胜利基于它明白这点。这并不是说蒋委员长不知道－老蒋很早就说中国抗战的根本在于农村－问题在于国民党要处理的问题太多，干部构成也并不适合搞农村问题。粮食的短缺多少也反映在另外的史料里，日军二战死了大概两百万军人，其中一半死于饥饿。49年有人问老毛怎么老是不占上海，老毛说里面吃饭的人太多。上海人很发愁的“两白一黑”（大米、棉花与煤）也是个好证明。扯远一点讲讲二战，其实二战里的粮食供应者主要就是美国，整个盟军的粮食供应都很仰仗美国，有吃的也是盟军能赢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老美的农业的过剩产能有一部分是靠补助撑起来的，和平时期总觉得粮食补助违反经济规律，靠市场就好了，但是很多人忘了战争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市场（而最后的生存者也是市场－打仗要钱要物资，本土、征服区和盟友并不总能供应的了）。阴谋论者经常拿基辛格提到“用粮食做武器”的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200 文件说事，发展经济学家八十年代前也经常提到食品安全，其实这都是有历史经验支持的。
　　
　　国统区在外汇储备枯竭，国内生产萧条的情况下，政府层面跟国外搞粮食贸易基本不太可能，以物易物作用也很有限，美援的粮食供应就成了比较关键的一部分。苏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二战结束后，物资供应能力恢复了很多。解放区和苏联有很好的贸易来往，苏联也会有援助。其实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一点是，CP在打仗的时候是长期经营贸易公司的，陈云，顾准，和博古他弟弟都搞过党产经营。东北贸易总公司是个例子，华润公司的众多前身也是例子。还有很多很多隐秘的和国民党高层合资的“党产”贸易公司在国统区－比如很着名的广大华行。在国共两党的层面都可以说这些公司是党产，而且比较搞笑的是两者的股份都没放在台面上，而且两边的人都多少心知肚明。从苏联进口再拿到国统区卖而产生的利润就足以支持这样的贸易，也可以作为军用。北平无战事里关于国民党空军走私物资黄金的事情确实有，但是没说的一点是这里涉及的贸易公司也包括了广大华行，打仗要打，钱也要挣。无产阶级反帝反封的战争也要花大钱－最近哈佛有个博士研究了十月革命的融资问题，很有意思，里面很大一部分钱就是德国的金融家给的。日后列宁给帝国主义下了个金融寡头统治下政权的定义，共产国际还把德国作为帝国主义的典型，想到十月革命的融资情况，还有列宁夺权后第一件事就是国有化银行，不免有些觉得唏嘘。当然列宁会讽刺资本家是“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权”，但是苏联后来垮掉，我总觉得还是多少证明了些什么。
　　
　　很多外国的记者在1946年国民党还占很大优势的情况下就断定国民党会失败，无论没过解放区。原因在李敦白的回忆录有很好的描述：当权者冷漠而腐败－运进来的援助粮直接一火车拉到广东出口换汇，而沿路满地饿殍。其实看深一点，究竟是短缺创造了腐败，还是腐败创造了短缺，还是仅仅因为落后？
　　
　　另外，北平无战事里把金圆券改革作为一个冲突的焦点，而且很大程度上把它说成一个”中国人这么做美国人高不高兴“的问题，其实不是这样。国共内战也应该拉到共产国际和西方对抗的背景来看看。很多人可能知道金圆券设计的参与者冀朝鼎是共产间谍的事，但很多人不太清楚他长期是共产国际而非CP领导的，而且回国前在美国的经济学圈就小有名气。另外当时美驻华使馆的经济参赞也是国际的卧底。中国这边闹与不闹他都是要说坏话的。更高层面是老美自身的举棋不定，一片狼藉的切及其混乱的中国实在有些鸡肋。CP在城市的地下工作一直以来都用国际的影响，从训练到资金。其实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跑到中国来的有共产背景的“国际友人”很多，名校回来的华人里的更多。剑桥大学、芝加哥大学这些都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的重镇，剑桥五杰就是个不错的例子。很多有名的经济学家本身就是老共，比如研究不完全竞争出名的Joan Robinson就是。当年到北京翻译毛选的老外们一堆牛剑的教授。左派当年是国际风尚，学界和文艺界都是如此。那是一个学界人人争当红色James Bond的年代。当年的芝加哥大学共产主义活动很繁盛，可以说当年的“芝加哥学派”是左的，当年的“Chicago boys”也是左的，学术里不刮政治风反倒是很少见的事。当然共产国际的干部位居高位很大程度上也是“组织”的功劳，共产兄弟有计划有准备地互相抬拉，在一个毫无防备的机构里取得领导权是比较容易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总要说“依靠组织”就是如此。
　　
　　冀朝鼎这些懂经济的干部在建国后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而是继续服务在国际舞台，在打破美国对华的贸易封锁里，这些人的作用巨大。不管是西方培养的干部还是东方培养的干部，有能力，立场对就是能干的好干部。
　　
　　先到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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