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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纳努克》纪录片之父的第一首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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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走张家界的天门山悬崖玻璃步道,即便看看图片,腿已发软,真要把我推上,我大概会选择跳下一了百了,生命不能承受的可怕感觉,太可怕了,可怕的不敢感觉了。还是看别人挑战,是看风景的享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话我从未怀疑过。
  
  其实,我是想说若要玩一个穿越的游戏,要回到1920年,我宁愿独自一人,在冬天的莫斯科街头“号外,号外”地叫卖报纸,冷了就缩到桥东下,用印有“俄罗斯公主安娜塔西亚生死之谜”的小报当被子盖;也不想被送到北极爱斯基摩人的家里,一家人团结合作与天斗,天天滑雪、有生肉吃、即便不孤独但这些看起来其实挺可怕的。
  
  因为我有很多可怕的问题没得到答案。比森林原始人茹毛饮血的生活,还要多一重“寒冷”的挑战,真有信心迎战吗?习惯了熟食的胃会适应生肉吗?睡在冰窖里不会冻死?要怎么洗澡洗漱呢?力量的角逐,哪天不走运,觅食的男人会不会成为北极熊的大餐呢?女人生理期要怎么解决?如厕是个大问题,就算处处是露天厕所,便秘的人要在外面蹲上十来分钟会不会把屁股冻掉了?真能忍受两三天没打到猎物就可能饿死的恐惧吗?等等。《北方的纳努克》虽然没有解答我的疑问,但它说了一个真相,有人可以那样生活,而且活得潇洒自由。
  
  拍摄于1920年的纪录片 《北方的纳努克》,是纪录片之父罗伯特.弗拉哈迪的开山之作。越过卢米埃尔兄弟的一分钟短片《工厂大门》,《北方的纳努克》作为第一部完整的长片纪录片存在于世界影史。此片上映之前,弗拉哈迪三次赴北极探矿,零零散散拍摄完成了足够剪辑成探险纪录片的素材,结果一次意外,胶片被烧毁。
  
  积累了拍摄经验的弗拉哈迪得到法国皮毛商的赞助,再次进入北极,在极端严寒的生存环境下,拍摄16个月,重新选材,拍摄完成爱斯基摩人“纳努克”一家人的日常生活。1922年6月在纽约首都剧场公映,名利双收,一鸣惊人。而后不久,纪录片主人公“纳努克”在未能猎取到食物的困境中饿死,留下幕后的悲伤故事。这种离别不仅令弗拉哈迪伤心难过,对于看过这部纪录片的观众来说,印刻在脑海里的纳努克的笑容,也会映衬出一份难言的遗憾与悲伤。
  
  可爱的人、事物都会有这种魅力,能让人挂念,被人默默祝福着。我真心觉得纳努克一家人像灿烂的向日葵,开在白雪茫茫的北极。纪录片给我这样的感受,还真是第一次。存在的人物,不是社会事件的载体,仿佛与人群毫无联系,他们是北极上的一种生物,人成了一道风景,是一种生命族群的代表,我竟能绕过骄傲的高级物种的定义,仅仅注意到人的原始生命力了,纪录片的主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他们与自然融为一体,成为丛林故事的一部分,“生”是造物主的选择,那么“活”是同树木、鸟禽、山石相似的,是他物眼中无关痛痒的存在结果,而死亡亦成为了回归自然的最自然的方式。借矫情的“新概念文体”描述一种只可意会的感觉,可能是空洞的,这却是我看完《北方的纳努克》,最明晰的印象。
  
  扞卫王冠的狮子家族,它们在享用美食时,也在用它们特有的语言谈笑风生,偶尔谈到愈发张狂的猿人,它们也会头大、烦恼,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显然与不保的霸主地位是相挂钩的,动物世界,弱肉强食是唯一的生存法则。直到“智商”横空出世,猴子们放弃了倒钩在枝桠上的自由生活,要进化成技术宅人,狮子得以继续做它的丛林之王,人类靠科学靠技术统领海陆空。
  
  可是,“自然”依然是任性的老大。一阵风吹来,蒲公英花籽随风飘散,花苞是嫁女的花车,送别了一个,再等待下一个花期。被风带走的,他们将栖居在别处,落地生根,发芽结果,然后继续另一段留落于花葶上的离别故事。蒲公英花与风的关系,让我想到人与自然的故事。
  
  我们是流浪者,一直都是,在一处无可救药的蛮地,如我一样的人又是悲观的信仰者,不断消耗着无法存续的爱与信心,努力前行。摇曳在烛火里的浪漫诗句,结果蚕食在风雨雷电中,一颗颗星光从食物链上坠落,在未用眼睛看到前,它已在人的心里消失无痕。看人类为自然舞蹈,最后奉上最脆弱最渺小的生命,祭祀仪式再绚烂,也是悲哀的。看过风景,落在心尖上的总是那一滴风干不了的泪。
  
  如天星密布,人类是光芒耀眼的繁星,他置于罗盘上,被牧人的神之子看顾着,神只保证人类与自然所成立的分式可平衡存在,你我他——我们这群想要逃离庞大分母体系的无助的生命,未曾心归安眠处。气象万千的自然不会宠溺人类,当人类以为安然无恙时,“自然”不过是在沉睡,它只需深呼一口气,它的闹剧就会是某一群人的悲剧,或许是全人类的。
  
  对自然,讲不出坏话,它偶尔令人惊惧的面目,虽留下难以平复的余悸,但又不能无视它不可方物的美貌,还有它慷慨的馈赠。我的悲观态度始终是我个人的,悲苦无忌,对自然施予的一切,照单全收,这是生命的韧度。有盔甲有武器有保护膜的人类,再不能适应粗粝的环境了,就像温室里的花草,舒适度决定着它的生命力,即便是同一类物种,但与疾风里磨砺出强劲的野草似乎是毫不相干的。
  
  爱斯基摩人纳努克是不一样的,他是罕见劲草中的一株,他与他的家人就是一道风景。95年前,有人类是那样生活的,活在大棚庇护的文明世界之外,他们并不艳羡人类收益的进步与发展,商业文明并未浸污他们的原始形态。他们所掌握的技能足够应付生存的挑战。北极是他们的天地,浮冰是狩猎的工作场所,伊格鲁(冰屋)是他们的家,雪橇与舰船是交通工具,生食海豹海象海鱼,四个月大的孩子也有不可估量的耐寒力,“民以食为天”是生命的全部意义。
  
  这种不可思议的生存状态,你无法不敬畏。用最原始的方式看护肉体与灵魂,可以生活、可以繁衍生命、可以延续少数民族文明,这也是自然馈赠他们的特殊的礼物。看到纳努克一家人共享生鲜的海豹肉,同睡在伊格鲁的冷床上,然后等待他们幸福地迎接第二天的曙光。在我心里,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的价值便完全呈现了,用最淳朴生动的画面记录下的生命,会在历史的长河里一直闪耀。
  
  这种“野蛮人”生活影像的价值又从与之做交易的“现代人”身上凸显出来。罗马人2000多年前建筑的桥梁、神庙、城墙、道路及引水道,许多至今犹存,现代人仍在受益,那些“死物”是替代影像,是为人类见证生命迹象的宝物。从父亲那里学到原始鱼叉捕猎的纳努克,在纪录片里展现了他不凡的技艺,也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除此,他与他的家人,他与他的朋友们,在导演弗拉哈迪的“编排”下,搬演了所有他们拥有抑或正在退化的生存方式。很多人以此诟病,认为罗伯特的纪录片是“不值一文”的,想想是挺可笑,令人无语的。如果忠实于生活原貌了,忠实于记录的事件真相了,“搬拍的纪录片”,这方式实在没什么可指责的。罗伯特.弗拉哈迪首创的搬拍手法,与新闻即时报道里的摆拍是截然不同的概念。纪录片在呈现事实真相的过程中,在特定的场景中,“还原”抑或“整合截取”是必要的叙事手段。
  
  编排的剧情有非臆想杜撰的前提,这决定了纪录片的叙事流畅性。事实上,《北方的纳努克》的开头就是充满了趣味的叙事方式,开篇便有吸附注意力的效果。一条瘦长的舰型皮划艇里装载着家庭的所有成员,就像变魔术一样,一个随一个,从缸口大的船坞顶端爬出来,那划艇超现代的设计充分展现了爱斯基摩人的智慧。猎海象、雪洞里拖出海豹、建筑伊格鲁(冰屋)的桥段则是彻底“科普扫盲”的过程,这种“搬拍”的价值与意义无需怀疑。
  
  因为,一百年后的现实可以作证,“无图无真相”不只是在拆穿谎言,它也在叹息未能留存真相的遗憾。纳努克想要把传统的生活方式延续下的愿望会落空,即便他充满爱地调教幼小的儿子射箭,“言传身教”式传递爱斯基摩人的生存希望。但他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舍弃传统“鱼叉”工具,改用“步枪”。他只是未能意识到这种变化的速度。现代的爱斯基摩人在同化的进步与遗失中,会有新爱斯基摩人的生活方式。
  
  如今,冰屋、雪屋早已不存在,现代的爱斯基摩人住在有暖气与火炉的木板房里,现代化的下水道装置,太阳能设备,水上摩托车、汽车是代步工具,拉雪橇的狗狗处于失业的绝境。用海豹皮做成的小船尤米安克 (Umiak)放进了博物馆里,捕鱼使用全套的现代工具,爱斯基摩人的孩子上学读书,单一保暖的毛皮衣物被多姿多彩的服饰替代,移居城镇的爱斯基摩人更喜欢烹熟的食物,被商业文明浸染下,已出现了贫富差距。
  
  总之,让现代的爱斯基摩人回到北极,搬演爱斯基摩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显然不够客观,可能还要借助特效。这也是弗拉哈迪的纪录片的特别之处,他在不可回头的历史岔路口,记录了他所看到的一切。百科里总结出的罗伯特.弗拉哈迪对纪录类型片所作出的贡献无浮夸之嫌。他与影片里的人物一直是对等的关系,他的镜头游走在写意写实之间,摄录更接近原始淳朴的精神,这是他博爱宽容的“价值观”。非虚构的搬演不再赘述。单个镜头的意义可以大于蒙太奇,由此为新浪潮的“长镜头理论”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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