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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天一夜》虽然只是本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但它带来的震撼不比任何获奖影片逊色。它的震撼，正是因为它的纯粹与日常，这是许多伟岸与丰饶的电影达不到的。
　　
　　 女主角法国人桑德拉因患有抑郁症休养在家，当她再次工厂上班时，险些被一场投票开除。在争取了第二次投票机会后，经过了内心的纠结与挣扎后，她在周六周日的两天一夜里，一个个敲开了工友家的门，让工友在8000欧元奖金和让她留下之间做出选择，正如她给丈夫所说，像个乞丐似的请求自己的同事给一份工作。影片就在这颗脆弱的心灵上弹出一种张力，一次次地在桑德拉和工友之间拷问着生计和道德，让屏幕外的每个人也在劫难逃。
　　
　　 此片作为比利时导演达内兄弟成熟期的作品，绝大部分镜头依然由手持摄像机完成，观众的视线被这亲近的视距引领着，大量的近景和中景让我们置身于其中，仿佛站在桑德拉的床边，看着她吃下抗抑郁的药片；贴着她的手机，竖起耳朵听着好朋友朱丽叶说的坏消息；然后想替她打开车门，背着孩子的书包，收拾好孩子的房间，不用失眠地进入一个梦乡，一夜无梦。这种强烈的代入感，就是达内兄弟臻于完美的拍摄手法和角度带来的，在这里，镜头只比通常低了五公分，以悲悯的角度跟拍桑德拉对十几位工友的游说。
　　
　　 达内兄弟的这部摄影机以独有的角度充当道具，参与了调用了画面，就像一根橡皮筋，牵着桑德拉的神经，让观众和她一同承受面对工友的谩骂时，怎么样紧绷着，面对工友的理解时，怎么样松弛着。面对心底的矛盾，选择的天平上只有那么一块面包，谁都有吃的权利，此时，对面包的争夺，不知不觉演变成生存权的争夺。
　　
　　 桑德拉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一个最普遍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平衡自我与外部的关系。其实，这一点桑德拉在片子开始就对丈夫说清楚了，她说：“我不要工作了，我们要不搬回廉租房吧。”丈夫说：“不回。”这是一位宁可不住TOWNHOUSE，也不愿为自己争取生存权的小心翼翼的人。这类人的共同点是不愿看见与他人之间的麻烦，希望始终与他人在和谐的氛围中，在平和融洽的关系中，一点误会或尴尬或不愉快，都会令她不安。善良，并不是他们的主要品质，懦弱，是她们的主要品质。起初的桑德拉是被丈夫以孩子和这个家需要她工作而推出的，当和她一样有开支负担的男工友的妻子说，我们也需要这笔钱时，道德和利益像天使和魔鬼一样在她的脑子里放肆地笑着，笑她的优柔寡断，笑她不能彻底说服自己。
　　
　　 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
　　
　　 自2008年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后，欧盟成员国不同程度地经济疲软，以希腊、意大利为代表的南欧尤为明显，失业人数急剧上升，即便是法国这样在西欧欧元区仅次于德国的发达国家，因长期高居不下的劳动力成本，在亚洲世界工厂低廉的制造成本和生产外包夹击下，工人的竞争对手已经不是他们面对面的工友了，而是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越南、菲律宾、印尼，或是稍近点儿的塞浦路斯、乌克兰。法国强大的工会和劳动保护法规定的高额加班费和对雇主的罚款，也是老板们降低人员成本的动因。
　　
　　 然而，独立、自由、平等的启蒙思想，使法国人更要面子，不愿靠救济令自己蒙羞，又有信仰在替他们做着选择。桑德拉的一位临时工工友对他说：神叫我帮助别人，但这位工友担心选择放弃奖金，会惹怒领班，遭到报复被辞退。还有那位代足球课的工友，用接近忏悔的语气对她表示抱歉时，给她阴郁的天空透进了一缕阳光。还有那位与丈夫分手，站到桑德拉一边的工友，都令她不再感到孤单。于是，在这部极致客观朴素、不加渲染的影片中，难得地出现了桑德拉和丈夫和工友跟着车载音乐哼唱的情节，这种背景音乐的插入，不露痕迹地彰显了精妙的构思，也一再证明了达内兄弟繁就简、让生活本身演的珍贵立场，这种节制、本分、尊重现实的态度是大师级的。
　　
　　 片中法国女演员歌迪亚从头至尾顶着一头略显凌乱的头发，一张没有上妆的脸和像是从H&M减价区买的背心和T恤和一条没有换过的牛仔裤，为银幕贡献了羸弱之美。她将自己融于这个前途未卜的女工身上，微驼的消瘦的身姿，试探性的步伐，时而痛苦的表情，很大程度上来自对自己的不满。她罕见的几处笑意，是这个世界对她友好的证明。令人欣慰的是，她始终未变，当老板告诉她，可以留下工作，但代价是不与那位临时工工友签固定合同，桑德拉毅然拒绝了老板，在道义上获得了胜利，她终于可以在摇摆不定的天平上做一次忠于自己的选择，这恐怕是本片要传递的最大意义。
　　
　　 就像那台手持摄像机，生活也是我们手持的。
　　
作者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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