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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并非在神，而在祭祀。他们可以假传神谕。”《少数派报告》展现的是好莱坞的温暖外壳包裹下的隐形赛博朋克：科技时代中人们明媚的美好生活悄然露出铁笼的本质，自由意志与原罪逻辑放置在科幻背景中再被讨论，在好莱坞标准化的叙事节奏中收归于“人可以自由选择”的阳光主题。电影表层的核心在于讨论人是否能够利用好“神的权力”，而由谁利用与具体利用的形态则是电影有所刻画但未明说的主题。此外，电影涉及到的基督教中关于自由意志、原罪和上帝万能的话题，本文亦将作一些浅薄的讨论。
　　
　　1.秩序生成与合法性：科技时代的铁笼
　　
　　 社会秩序的生成在福柯的视点是从排除和放逐非常规者而得。功能主义亦将越轨存在的正向作用描述为“促进了社会服从、明确了规范”。而排除系统和众生男女如何行事的规范，则来自于带有合法性的权力，并借合法性之名无声地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处。为德勒兹与瓜达里《反俄狄浦斯》的序中言：“追查法西斯主义形形色色的变体，从围绕我们并沉重地压迫我们的那些庞大的、穷凶极恶的法西斯主义，直到构成我们日常生活中暴虐的苦痛的那些细微、琐屑的法西斯主义。”无处不有的权力将处处谨慎行事又不自知的人们带回到韦伯的“铁笼”之中——在人朝着某个工具理性方向高度异化的社会中，“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少数派报告》则或轻或重地展现了这样美好未来中的隐秘末日。未来中不只是政府，商业机构、公共系统、社会组织都实现了对每一个人的人头统治——通过视网膜扫描，人们在商店中接受专门服务，行踪被时时更新，消费和身份的凭证嵌入了身体本身。每一个人都作为被观看者收束到政府的监管之下，宛如温柔的羊群在新型的温情利维坦中毫不自知。以电影中特工搜寻藏身于贫民窟中、刚换完眼睛的约翰的片段为例，在电子蜘蛛搜索发热体以验证其视网膜时，镜头采取中景结合从上而下垂直俯拍，并以快节奏摇镜头展现其他居民对蜘蛛或恐惧或习以为常的反应；然后镜头逐渐拉远成为远景，再推近以近景呈现约翰躲避蜘蛛的情境。这个片段的视点是非人化的，直接展示出民众被观看的反应。
　　 那么，权力为何属于某些人，这些人又以何种手段排除一部分人以建立自身的合法性？福柯将权力描述为“首先是生产性的实践，而不仅是压制性的外在控制”；权力是多形态的，与知识之间存在着微妙复杂的关系。人类毕生所求不过询问我们从何而来，将向何处。人们在此间对控制力与稳定性的追求愈益深刻地体现在政治秩序及其变奏之上。社会愈益像大型全景敞视建筑，但权力中心星罗棋布；受力者受的力不诉诸赤裸暴力，而是零碎但坚决地持续渗透到人的身体与心灵；受力者的反作用力陷于迷惘无力。仍以前文举出的片段为例，特工在放出蜘蛛之前对楼内喊话：“根据犯罪防治法条授权，我们派遣蜘蛛搜索大楼”，表明其合法性来源为政府持有的法律，展现着宏观性的权力；楼内居民看到蜘蛛时，儿童十分恐惧，而成年人则习以为常，接受蜘蛛这种非人检查者的检查后继续自己的日常生活，似乎展现出预防犯罪中心对微观生命形成的管理。制度化社会中权力温和化、理智化，转为各种纪律、惯例与权威。电影对眼球控制的恐怖刻画，是以科技服务于人亦管制于人的双刃隐喻，将未来温情利维坦中的权力规训突显出来。在没有到达未来之前，我们唯有以揭露丧失了自在清明的公民受到的身体暴力来警示未来科技铁笼复现的可能。
　　 从政治学而言，《少数派报告》讨论的还是在美国民主理念下制衡与集权的老话题。托克维尔赞许美国的制衡式民主让公民保持了自在清明的状态，而提出多数人的民主则有通向专制的可能。电影先知对犯罪的预测让民众“学乖了”，甚至不能萌生杀人的情绪，实质上是《1984》中老大哥的思想控制。而从电影中预防犯罪局终未成立的结局来看，对其存在时极权政治形态的刻画似乎又是刻意为美国的制衡式民主主义的出场而服务，不免让人又嗅到了好莱坞的气息。
　　
　　
　　2.自由意志的罪与罚
　　
　　 从合法性向哲学与神学溯源，则看到电影设定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人的自由意志的罪与罚。主张自由意志与决定论能够相容的哲学家们，如霍布斯，认为唯有当一个人的行动是自己想做且依据其决定还能有其他做法时，那人的行动才算是自由，才有“罪”的产生。而在神学中，当上帝是万能决定时，人类的行动则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改变性，则不存在人的自由意志，不应当为“罪”而受罚。更深一处，基督教的一种讨论认为上帝具有自由意志，因此决定了人的好与坏，因此产生了“原罪”。电影中，先知的存在是令人迷惑的：被预测出的谋杀是设定好的事实，还是一种能够被扭转的情绪？在前者的假设上则自由意志不存在，人们不应对谋杀行为负责，且这样的未来不可改变，与电影的逻辑不符；在后者的假设上，则成为了“老大哥”式思想控制的变体，电影的逻辑成立，问题转为定义思想犯罪的合法性。机械唯物主义一度认为世间未来皆可通过数学运算得出，而推演而得的结果又面临着对当前事物进行干预的合法性问题。无论先知是人还是科技，对电影中先知行为的解读都面临着逻辑和人权伦理的两难境地。
　　
　　3.重回电影与他的时代
　　
　　 斯皮尔伯格被誉为“电影织梦者”，是好莱坞电影风格的奠基人。斯皮尔伯格受赞誉最多，莫过于其将深刻的思想性和商业元素精妙结合，并塑造出该类好莱坞电影的模式。其实在叙事角度上，好莱坞的科幻片依然遵循着起承转合的模式：每一段叙事的长度、情感戏与打斗戏的交替、人物造型与故事结局，都经过成熟的好莱坞式加工，而呈现出流畅的情节。但是，过于标准化的叙事框架在多处出现了几分造作之感：丧子情感的渲染过于剧烈不符合常情，更像专门为了剧情转折和呼应“爸爸回家”经典主题的铺垫；先知系统的逻辑朦胧不清，而代之以情感戏；结尾处反派的幡然悔悟缺乏感情转折的铺垫，略显迎合大完满之感。当然，商业元素的加入本身就是好莱坞电影的程式。更为可贵的，是斯皮尔伯格在这部电影中讲述的多重思想主题：秩序、权力、自由意志、万能力。
　　 导演在讨论科技乃至神谕是否能够正确地为人所用的表层主题之下，埋藏了对人权伦理的讨论。故事的预设是世间存在某种中立的万能力，且能够通过科技开发出来，但人们从秩序需要和权力格局出发的利用却会带来反秩序的结果。从故事的结果来看，与其说是人们以自由意志战胜了先知口中的未来，不如说是战胜了现代性社会为我们造的温暖囚室。但是，电影又只通过细节刻画政府不合理的人头统治（如无处不在的视网膜验证系统），而不在情节中带入。即是说，电影在表层上讨论着“人们是否能够用好神谕/科技”，而在叙事中却无处不呼应“谁有权力来用神谕/科技，其为何又有这样的权力”的主题。导演最终给出的答案，是人们能够通过选择而改变自己的未来，且因此政治形态也从专制中被拯救出来，而这样的力量来自于对人自由意志的尊重。
　　 那么，预防犯罪局消失之后，人头统治的科技手段就会消失了吗？科技极端发达的人类社会就达到最理想的状态了吗？导演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看到的是男主角依然以肉体之躯和人类感情战胜了先进的先知与科技，又将我们带回科幻电影的母题之一：现代社会的未来是怎样的。科幻片在二战后的兴起带有对人类命运的深切担忧——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中资源浪费、贫富分化无处不在，但人类对这种生活方式又极度依赖，而渐失清明自在之身。尼采所言，为“不要接受这些虚设思想体系中有关秩序和安适的承诺，而是要直接面对生存状态中令人不快的混乱。”我想，这也是斯皮尔伯格塑造《少数派报告》中的完美未来与隐形末日的题中之意。
　　
作者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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