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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主义在文学研究方面的表现，以我的理解就是：试图总结出一些文学文本所共有的“结构”，这些结构要么表现了文体特征，要么表现了人的思维模式等。
　　
　　俄国学者普洛普（Vladimir Propp）被后来的结构主义者奉为结构主义的先驱之一，他试图从搜集来的俄国民间故事和童话中总结出一些“功能”。普洛普曾举过以下的例子：
　　
　　甲：国王给了英雄一只鹰，这只鹰把英雄带到了另一个国度。
　　乙：老人给了舒申科一匹马，这匹马把舒申科带到了另一个国家。
　　丙：巫师给了伊凡一只小船，小船载着伊凡到了另一个国度。
　　丁：公主给了伊凡一个指环，从指环中出现的青年把伊凡带到了另一个国家，等等。
　　（以上引自叶舒宪编辑《结构主义神话学》004—005页）
　　
　　普洛普宣称，这四个例子不同的只是名字，但行动和功能都是一样的。普洛普似乎认为，这些名字只是一些可以随便替换的符号，对功能没有任何影响。普洛普发现，虽然民间故事和童话数量庞大（他所研究的还只是俄国的故事），但是其功能却少得惊人，按照他的总结，一共只有30几种。所有的故事都可以被“还原”成其中的一到若干种功能。
　　
　　在我看来，结构主义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作品的“共性”和“个性”之间的矛盾。因为结构主义者执着于总结出一些普世的结构，这种结构必然是高度抽象的、抹杀个性的。在结构主义者看来，《红楼梦》和一个三流的言情小说拥有完全一样的结构。结构主义神话学家列维—施特劳斯认为，人跟人、文化和文化之间的共性是重大的，而区别是肤浅的，而结构主义的任务是发现这些共性——在列维—施特劳斯那里，是一种人类共有的思维结构，而神话则是这个共同的思维结构的一个产物和体现（列维—施特劳斯认为，这解释了为什么不同文化的神话会如此相似）。
　　
　　我之前曾用结构的角度来观察《西游记》。我们知道，《西游记》的情节是高度模式化的，似乎很容易总结出一些普洛普式的“功能”。而在我研究《西游记》的过程中，一直困惑我的问题是：这部小说的个性究竟是什么？是什么使得它成为了“名着”，而不是数量庞大的普通作品之一？一直到现在，我都没能给自己一个特别能说服我的答案。
　　
　　除此之外，坎贝尔（Joseph Campbell）总结的“英雄之旅”（Hero’s Journey）模式也很像是结构主义的思路。对英雄之旅的简单介绍见这里（http://tedxtaipei.com/articles/what-makes-a-hero/）。因为我对坎贝尔缺乏了解，我不确定它是否是一种过度简化或歪曲的介绍。英雄之旅分为一个开头（冒险的呼唤）、发展（导师的协助）、危机（被敌人打败）、复活（主角获得了新生和力量）、返回（打败敌人和带着宝藏回归）。之前看到一位女生用这个模式来解读《西游记》，我以为这是非常恰当的。《西游记》的取经部分的每一个小故事，都是一个英雄之旅，其套路基本上是一样的。
　　
　　由此来看《智取威虎山》，它也像是一个英雄之旅。它的开头是人民苦难深重，解放军前来解救，而当地老乡同时充当了导师/协助者的角色，帮助解放军剿匪。其危机发生在栾平投奔座山雕，杨子荣与其不经意地相会的时候。估计观众此时都为主角捏了一把汗。而杨子荣凭借自身的机智战胜了敌人，度过了难关。宝藏则是“迎来春色换人间”。
　　
　　但是我们要问：这样一来，作品的个性在哪里？林语堂说过，歌剧（opera，比如京剧）是百看不厌的，即使观众早已对情节滚瓜烂熟。因为观众看的其实是表演。而故事情节剧（这里的具体用词忘了，应该在《吾国与吾民》当中）只需看一次，因为情节不需要反复看。当然，不存在纯粹的“故事情节剧”。杨子荣的飞身一跃，可能看多少遍也是不厌烦的，就跟孙悟空的吹牛一样。
　　
　　但是，这部戏剧的创作者要求作品在意识形态方面有所不同。换句话说，如果演了半天，跟基督教《圣经》和明清小说里的故事没有丝毫不同，那么，不就等于是在宣扬旧思想么？老乡帮助解放军，真的可以被替换成甘达夫帮助Frodo？利他和天下为公的思想，儒家讲过很多遍，并不陌生。而“救星共产党”的看法，跟基督教“救世主”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相似之处（罗素曾总结过共产主义和基督教的相似之处）。这是我今天初看这部影片留下的疑问。
　　
作者朝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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