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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之裂变》历史演义的内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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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演义(historical fiction)这一文体的内在矛盾就是,演义本身指向一个具体的历史时代,这个时代的资料以历史书写、文物、代代相传的传说和记忆、想象等形式得到保存,这些客观存在物与和作品的虚构之间的矛盾。当然,读者可以选择把历史演义的文本当作一个封闭的逻辑体系,这个体系内的每一个符号只跟体系内部的其它符号拥有联系,而与体系外的任何符号无关。当关羽过关斩将时,我们把它理解成一个叫“关羽”的人(把这个名字换成“李羽”、“A”、“张狗蛋”等,对理解作品不产生任何影响),经过了一些军事设施并夺走了一些人的生命,至于历史上是否有一个同名的人,做过相同或者类似的事,则是不需要考虑的。但是这样的一种理解方法有其局限。比如,它很难解释作者的个人意图,比如为什么要让他的故事指向一个真实存在过、而不是捏造的时空,为什么在某些方面竭力创造对那个时空的逼真性等。除此之外,历史演义的文本,对它所指向的时代的模仿、戏仿、讽刺、互文、引用、评论、对话等,都是一部作品的重要方面,而这些都是必须将历史演义作品和过的时空进行比较才能得出的。
历史演义和它所指向的历史时空之间的关系很复杂,难以一概而论。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两种指责,而这二者像是朝向相反的方向。一种指责历史演义歪曲历史,也就是说,增加了在那个历史时空中不存在的因素,或者与那个历史时空中存在的某些因素相互矛盾。另一种指责演义受历史的约束,不能自由发挥。比如金圣叹就比较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本书,认为前者的缺点是太受历史事实的制约,在很多时候简直是照抄史料,难以自由叙事,而后者则因为史料的缺乏,在虚构方面反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金又比较了《史记》和《水浒传》两本书,认为前者是“以文运事”,无法改动历史事实,顶多把它们写得有文采一些,而后者是“因文生事”,可以根据艺术性和创作的需要来随意捏造事实,因此比前者更有优势。但是,因此断定金圣叹认为创作越自由越好是不正确的,因为金还比较了《西游记》和《水浒传》,认为前者的缺点恰恰是太自由了,以至于没有根底,而后者则至少受到“帝制中国社会”或者“宋—元—明”这样一个大背景的制约。比如,武松赤手空拳打死一只老虎,我们之所以看得惊心动魄,是因为我们知道武松是一个人类,受到人类的生理条件的制约,要是孙悟空打老虎,就毫无悬念了,故事可能会乏味许多。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一些纪录片要比恐怖片恐怖许多。
因为历史演义和它所指向的历史时空之间的关系很复杂,难以一概而论,本文只针对《大秦帝国(一)裂变》这一步电视剧(本人没看过小说)来谈这一问题。这部片子对历史的处理有一些特点,罗列如下:
一,填补历史的“空缺”。战国时代距离现在很遥远,历史资料太少、太简略,比如《史记.商君列传》大概只有几千个字,要把它转变为一部几十集的电视剧,难免增加很多内容。另外,历史传记(文字)和电视剧属于两种不同的体裁,各自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彼此无法完全替代,因此,在拍电视剧的时候,针对电视剧这一体裁进行虚构是不可避免的。《大秦帝国》的做法跟很多电视剧类似,就是大的历史事实不改动,而在“细节”方面添加较多的内容。比如说,商鞅的爱情生活,是没有历史记载的,当然,应该没有娶秦国公主,否则这么大的事应该被写进历史传记里。电视剧在这方面,发挥得比较自由。但是,电视剧的作者仍然做了一些努力,使得这些爱情故事与当时的普遍的文化风俗不至于太不一样。
二,“现代化”。作者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人,时代的影响总是难免出现在历史演义的作品中。电视剧对于秦公和商鞅,有很多按照现代价值观进行的改造和“美化”。比如,秦公像一个政委,关心百姓,喜欢鼓舞民气,几乎每一集都哭。而商鞅的思想中含有颇强的民.主色彩,比如太子犯法,《史记》没有说是为什么,而电视剧把它描绘成贵族和百姓的冲突,而商鞅出于“太子犯法,与民同罪”的原则处罚了太子;商鞅认为,小的改变是否能成功,取决于朝廷,大的改变是否能成功,取决于人民;秦国百姓对是非对错有很强的辨别能力,因此变法会取得百姓的支持,因此会成功。这些民.族主义和民.主的思想都比较接近大部分现代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三,历史解释的后见之明(hindsight)。这不仅是历史演义电视剧的问题,也是历史解释的问题,而一部历史演义电视剧是对历史的一个解释或评论。其中的一点是,如何建立历史的因果关系?比如,秦国发生了商鞅变法,后来又发生了灭掉六国,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商鞅变法’导致了‘灭掉六国’”甚至“‘商鞅变法’必然导致‘灭掉六国’”?电视剧显示出这方面的倾向,比如商鞅对秦公说,只要建立了“法”,就算秦国以后出现了昏君,也不会变弱;而秦国只要出现一个明君,就能够统一天下。申不害的“术治”则被解释成最终失败了。但是实际上,秦国在秦王嬴政登基时,六国还都在,嬴政一代君主就灭掉了六国,建立了秦朝,称始皇帝;而赢政时期就出现的一些问题,到了秦二世就爆发出来,并摧毁了秦朝。秦国统一天下有多大的偶然性?是因为商鞅建立的“法”,还是秦国恰好出了一两代明君?这是一个很难确定的问题。而申不害的治理韩国,至少在他活着的时候是成功的,电视剧却把它描写成失败了。这虽然与最终的统一六国的结局不矛盾,却未必是历史的实情。
四,“情节需要”或“以文运事”(借用一下金圣叹的术语)。这一条和第三条差不多,甚至是一件事。比如,在历史传记中,商鞅最后被杀死了。这是一个大的、主要的历史事实,电视剧没有违背这一事实,让商鞅活到一百零八岁善终。因此,无论怎么编,最后商鞅必须死,而这个死又必须是合情合理的。电视剧在这方面的虚构,则让人觉得不那么符合情理:电视剧在前面把商鞅抬得太高了,太有智谋,太受人喜爱,以至于后来很难弄死他;商鞅的死,竟然由一群朝臣争论决定,非常的不符合程序,不符合商鞅制定的“法”,而商鞅作为死硬扞卫“法”的人(在电视剧的前几十集都是这样的),在这时却什么都没说,什么都不反对,乖乖地束手就擒了。另外新的秦公的人格也是模糊不清的、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这一切都显得不尽合理,也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固定的结局对于电视剧叙事产生的扭曲性影响。
作者朝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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