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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昌世八周年之际，他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以下简称（《牯岭街》）终于推出了蓝光高清DVD版，让众多观众更为真切地看见那个曾经让人回味良久的光影故事。多年以后，当我身处台北，徘徊于牯岭街、南昌街、南海路、建国中学红楼的走廊，试图看到想象中小四、小明、Honey的身影于其中穿梭的时候，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在本科宿舍凌乱的空间中看完这部电影的那个春日凌晨。四个小时的片长，已经模糊而充满噪点的胶片，对岸数十年前的陌生时代，这一切障碍都无法削减其带来的震撼。因为这种震撼，我反复看了数遍，试图不放过每一个细节。曾经有位台湾学者跟我说：台湾电影现在只会讲“十七岁的故事”了。时下的青春片，将青春符号变成成人怀旧与消费的廉价卖品，故事本身虚假与轻飘。但如果《牯岭街》也是广义的“十七岁的故事”其中之一的话，那么它无疑是其中最为残酷、最为理想主义、也最为深刻的一个，只是这样的故事，所唤起的绝非怀旧。
“民国三十八年前后，数百万的中国人随着国民政府迁居台湾。绝大多数的这些人，只是为了一份安定的工作，为了下一代的安定成长环境。然而，在这下一代成长的过程里，却发现父母正生活在对前途未知与惶恐之中。这些少年，在这种不安的氛围里，往往以组织帮派，以壮大自己幼小薄弱的生存意志。”片头打出的文字，告诉观众时代背景，随后的故事，也就在导演为我们重构的六十年代初的台湾展开。
张震所饰演的小四所在的家庭，也就是这群人中的一份子。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教师，五个孩子，两男三女，1949年从上海渡海到台。1960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已经11年，故国山河已经逐渐模糊，反攻大陆几乎无望，成为空洞的口号。白色恐怖却如同岛屿上空阴沉低矮的浓厚云层，笼罩着一切，经济起飞的时代尚未到来，前途似乎渺茫。在这个南方岛屿闷热而湿润的空气中，局促的生存空间中，逐渐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在沉闷压抑的时代氛围中，用自己的方式发泄由荷尔蒙带来的旺盛精力。按照福柯的理论，学校、医院等现代机构，与监狱一样，是一个充满了权力的场域，规训与压迫，无处不在。艺术家有时比学者更为敏锐，1959年，法国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在《四百击》中对学校中的官僚主义和教师的权力展演有过生动的刻画，而杨德昌则在华语电影中为我们很好地呈现了这一现象。威权政府的高压，不仅依靠军队与“警备总部”这样的特务机构，学校也是其中一环：训导主任的不辨是非、官僚主义；课堂上语文老师的颟顸与无知、色厉内荏；乃至教官的简短粗暴、校医的道貌岸然与心猿意马，体现出他们都是威权体制的一个零件。
小四本是一个努力升学的乖小孩，却在一连串的误会中转入了两个不良少年帮派“小公园”与“217”的纷争，在学校的不问是非的处置之下，他被记了过。小四与女生小明在医务室的偶遇，开始了两人的感情纠葛。小明当时的身份是小公园帮派老大Honey的女友。因为Honey人在台南，小明依违于各个有实力的男生之间。小明的母亲是患病的帮佣，处在弱势阶层的她表现出超越年龄的成熟，尽管她欣赏Honey与小四那样的理想主义和正义感，但为了生存，却不断追寻有实力的靠山，开始是小公园的“滑头”，后来是马司令的儿子小马。小四却无法承受心仪的女生被人看不起，这也是最终酿成误杀悲剧的根源所在??
影片的前半部分似乎缺乏高潮，然而做足了铺垫，只到人人口中提到的小公园帮派老大Honey从台南回来露面：一身海军军服，十分耀眼，面容却是个斯斯文文的读书人模样。他的台词，也确实与书有关。“有一个老包，人家都以为他吃错药。我记得，好像全城的人都翘头了，而且到处都被放火，他一个人要堵拿破仑，最后还是被条子抓到。《战争与和平》，所有的武侠书名都忘了，只记得这一本。” Honey与小四在阁楼对坐，缓缓地讲出他在台南逃亡时看小说的经历，像是太史公游侠列传中的人物，也是杨德昌电影中常常出现的理想人格。杨德昌对于与世俗疏离的理想人格是有偏爱的，《牯岭街》中除了Honey之外，张国柱所饰演的父亲，也是这样一个坚持原则与理想的角色，所以四处碰壁，最终被同学汪狗所陷害，转入政治案件之中，被警备总部传讯，无法再在政府部门立足。杨德昌后来《独立时代》中的诗人、《麻将》中的父亲、《一一》中的NJ身上都有《牯岭街》中Honey和父亲的影子。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通过想象的人物探寻一种存在”，电影也是如此。实在总是有限的，而存在却意味着无限。台湾的六十年代，离我们很远；然而人的处境，离我们很近。有个朋友曾经对我说，有些东西需要用生命诠释。Honey一个人挑217，结果为人暗算，葬身车底；小四把刀子捅进小明的身体，我的耳边回响着两人的对话，“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对你好，只有我能够帮你，我是你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好像以前Honey一样，因为，现在，我就是Honey。”，“你的意思是要帮助我来改变我是不是？要改变我？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一个人挑战整个世界，走向死亡，然而这种死亡背后，承载着生命的终极可能性。在现实的世界，绝望与麻木，不公与愚蠢，在我们身边充斥，但是我们不是Honey,也不是小四，我们在理性这个暴君的规训下只能放弃无限的可能，充当看客，因为生命只有一次，可是死亡让人体现了最终价值，而活着只能意味着妥协，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选择呢？成人世界的法则与处事方式，过早地进入到小四他们周围，青春因而沉重起来。暴力只是一个符号，历史也只是世界存在的一种可能的方式，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正是电影超越时代，而揭示出一种人类深层处境的地方。
《牯岭街》除了情节的生动与精彩之外，片中许多“闲笔”也可体现导演的细心与高明，诸如：反复在公路出现的行进中坦克，其噪声打断小四与小明的对话。坦克在这里作为一个象征符号，隐喻着时代压抑气氛；Honey在“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声中独自走向中山堂单挑217帮派，体现出他对权威与秩序的蔑视。小四母亲在吃饭的时候感叹：“跟日本人打了八年仗、现在住日本房子听日本歌。”吊诡地呈现了外省家庭在台湾的些许尴尬与无奈。而无处不在的大陆各地方言：上海话、南京话、湖北话、四川话、河南话、广东话的南腔北调，更是将时代氛围展现得淋漓尽致，甚至这些方言的安排也并非随意的，而是与角色身份有关，譬如说南京话的训导主任、卖包子的河南老兵、眷村中参加过抗战的四川老兵，都暗示着他们各自的来历，这些“闲笔”看似无关剧情主线，但却使得整个故事更为饱满，为观众立体地呈现出一个六十年代的台湾。
值得注意的是，冷战时代的大陆和台湾，有着相同和不同的元素，像是互为镜像。1995年，姜文导演的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其中借鉴了《牯岭街》的桥段，包括“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个片名，也正是《牯岭街》的英文片名“A brighter summer day.其中因异性而起的兄弟反目、热血飞扬的斗殴、黑夜陋巷里板砖砸向孱弱对手的残酷与凌厉、课堂上色厉内荏的历史老师、电影院黑暗的暧昧光影，似乎都在向杨德昌的《牯岭街》致敬，只是红色年代青春终究与对岸不同，高音喇叭播出的革命歌声中，马小军们幻想的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砸烂美苏两国战争机器的亢奋，不是压抑的小四们所能梦见，小四在靶场看到军人打靶，害怕死亡。马小军们野蛮生长的成人体魄下是仍然属于少年的心智，而小四们孱弱的身躯里，装的却已经是成人世界的法则与情谊。片尾小猫王录给监狱中小四的那首猫王的英文歌：A brighter summer day，似乎有些反讽。南国盛夏，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一段悠扬颓靡的乐章，一部理想主义的挽歌。
作者信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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