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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亲眼目睹父母被人杀死的阴影中走出来的“蝙蝠侠”，经历了成长之后，已经不再是那个桀骜不的孤单英雄了。在警官吉姆·戈登和检查官哈维·登特的通力帮助下，“蝙蝠侠”无后顾之忧地继续满世界的奔波，与日益增长起来的犯罪威胁做着永无休止的争斗，而他所在的高谭市，也是进展最为明显的地方，犯罪率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持续下降着，毕竟对方是能够上天入地的“蝙蝠侠”，不借两个胆子谁还敢造次呢？不过像高谭这种科技与污秽并存的城市，平静是不可能维持太久的，果不其然，新一轮的混乱很快就席卷了整个城市，人们再一被被恐慌所笼罩着，而声称愿意为这一切负责的，自然就是所有混乱的源头以及支配者--“小丑”了。
　　先不管“小丑”掀起一个又一个犯罪的狂潮的最终目的为何，他的企图都是邪恶的，所作所为更是早就危害到了高谭市民的正常生活……其中自然包括了“蝙蝠侠”身边几个非常重要的人，而他需要做的，就是将这股新的危机全部亲自用手捏得粉碎。然而在面对着这个有史以来最具针对性、最恶毒的对手时，“蝙蝠侠”却不得不从他的地下军械库里搬出每一件能够用得上的高科技武器，还得时刻纠结着为他曾经信仰的一切寻找答案。　
影评：
全球票房10亿美元，对我也有吸引力。但这部蝙蝠侠电影，IMDb上的评分，居然一度高过《教父》。每隔几年，出现《黑暗骑士》这样的影片，叫你不得不说，好莱坞的规则，就是让稗子和麦子一起生长吧，唯有主人知道什么时候把它们分开。
这个世界，仿佛一个敌占区。所谓信仰，就是一个来到敌占区的乔装者，开始散播大后方的消息。所谓文化，就是那些没见过的人，对大后方的道听途说，和各种二手材料的添油加醋。有人悲观地说，不会有救援来了。有人兴奋地传，城外已出现了旌旗。
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属于前者。他的幽黯如此迷人。他出人意外地、也冒着商业上的极大风险，颠覆了浪漫的英雄主义。“超能英雄”，是近三十年好莱坞很特别的一个类型片。人们日渐将浊世的希望，寄托于上天入地的浪漫英雄。就如吴承恩的孙悟空，和金庸的武侠。有人说，1964年天主教徒肯尼迪当选总统，标志着美国文化的清教徒时代的结束。但依我看，1978年的电影《超人》，才是清教徒传统式微的标志性事件。
在欧洲，天主教的教宗制形成之后，基督教就走向了某种民间宗教化。在美国，基督教的民间宗教化，差不多与1940年代《超人》影视系列的出现同步。19世纪末，在自由派神学和“高等批判”理论影响下写成的几部《耶稣传》，等于是《超人》的原著剧本。70年代的漫画，人们把超人的脸画成耶稣。到2004年，人们又把超人的脸画成布什。若我来描述美国近三十年的思想史，正好用三幅超人海报，来做一个框架。
到1979年的《星球大战》，被称为新纪元运动的泛灵文化，开始在好莱坞全面驱逐清教徒的文化影响。但基督教的一个核心观念，即人类需要一个拯救者，仍在美国电影中极其顽固地延伸了下来。这是理解美国电影与我们、也与欧洲的最大鸿沟。也是中国观众常觉得美国大片看起来傻乎乎的原因。
只不过，受自由派和新纪元的双重影响，好莱坞电影中的拯救者，从圣徒变成英雄，再从英雄变成怪物；从道德变成科技，再从科技变成异能。这使多数超能英雄电影，对看西游记长大的人来说，的确傻得可以。我们先经过文革，把玉皇大帝解构了。经过80年代，把唐僧解构了。再经过周星驰，把孙悟空也解构了。美国人有权有势、毛比腰粗，怎么就想不通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呢。随便捏造一个英雄出来，最后三分钟拯救地球，又赚大钱又赚眼泪。
平民化的蜘蛛侠，是超能英雄在观念上的一次承上启下。这一趋势，直到去年的《全民超人》到达了巅峰。儒家说，人人皆可成尧舜；路德说，人人皆为祭司；好莱坞却说，人人都是蜘蛛侠。当拯救者与被拯救者的界限模糊后，人类需要一个拯救者，这一基督教核心观念的影响力，就彻底跌到谷底了。直到《黑暗骑士》横空出世，要与至高者同等的齐天大圣，终于走到尽头。
原来英雄，不过就是撒旦崇拜的代名词。歌谭市，是漫画家虚构出来的。蝙蝠侠在夜间劫富济贫，擅用私刑，成为这座城市的守护者。一个叫小丑的犯罪天才，慕名来到歌谭。一步步将蝙蝠侠和警方逼上绝路。因服药过量而死的明星、28岁的莱斯，扮演“小丑”堪称他一生的绝唱。莱斯贡献出一个经典的、邪恶到令人惊艳的反派角色。这电影大半的魅力都由此而来。
蝙蝠侠深爱的瑞秋，曾说，当歌谭市不再需要蝙蝠侠，我等着那个令我动心的小男孩重新回来。瑞秋的新男友、新当选的检察官，仿佛光明之子，他勇敢、智慧，将城里一半的黑社会都抓了起来。蝙蝠侠在他身上，终于看见一个不再需要夜晚执法的法治梦。但小丑的出现，摧毁了这一人文主义的蓝图。莱斯扮演了一个撒旦的形象。他在飞驰的汽车上，头伸窗外，在流光溢彩的都市，如鬼魅般扬声大笑时；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部分被套牢了。与其说，小丑是伊甸园中那条蛇的化身；不如说，是我们不愿承认的幽黯与恐惧，在光天化日之下叫唤了起来。
小丑对罪孽以外的一切都不感兴趣，他点火焚烧从银抢劫来、如山堆起的钞票。说，我要告诉人们，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烧的。如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承认，我偷梨子不是为了吃，只因为偷梨子这件事是错的。罪本身的吸引力，抓住了我。在《黑暗骑士》中，小丑一角，是对这个意思淋漓尽致的诠释。
小丑以炸毁医院的恐吓，让市民自发杀死一个无辜者。他又让载满囚徒和载满市民的两艘轮船，分别握有炸毁对方的按钮。在他面前，蝙蝠侠失去了自制。瑞秋死后，检察官的脸被烧毁，变成狰狞的双面人。他摇身一变，走向了邪恶的复仇。因为正义和正义感始终是两回事。小丑最终被捕，从云端被摔下去。但人类的梦想却失败了。
队长仰天长叹，说，“他成功地把我们中间最优秀的那个人带走了”。
蝙蝠侠最终选择谎言，来维护检察官的光明形象。他自己没入黑暗，开始逃亡。因为人就是人，人始终不能承认一个彻底无望的世界。要么有一个救主，要么是一打英雄。三十年的超能英雄电影，走的是一条从基督到普罗米修斯的道路。但导演却用一个惊世骇俗的小丑，宣称了“普罗米修斯之死”——这一人文主义的自恋情结之死。
在金融危机的大萧条中，这部电影的惊人成功，在于它回到了清教徒精神的一个起点，即人性的全然败坏。刚好读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有一句出于暴君之口的精彩独白，是现成的评语：
“在我里面有千万根舌头，每根舌头都在讲述一个故事。每个故事里面，我都是恶棍”。
美国悬念小说大师詹姆斯·帕特森，曾写过一本社会学调查，《美国说真话的那天》。透过对数千人的信仰访谈，作者说，美国已变成一个失去伦理标准的，充满谎言的社会，政治领袖和商业领袖都一一背叛了我们。这仿佛是对2008年的大萧条和《黑暗骑士》票房奇迹的预言，“这个世代英雄杳然，原因是我们不再对任何事物存强烈的信念，并因而对维护这信念的人心生敬佩”。
“伦理”一词的希腊文，原义是“小隔间”。意思就是一个有安全感的、可以安息和依靠的藏身处。这部电影在某种意义上，的确超过了《教父》。因为导演太狠了，他叫你二个半小时不喘一口气，看见世界之大，英雄却没有藏身的房间。
不以为然吗，忏悔之前，把电影再看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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