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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看待共产主义屠杀、镇反、集体化之功的人士只会在56年、68年滴下鳄鱼泪，是云“为了被出卖的理想”，并欣羡托洛茨基、毛、格瓦拉，痛恨斯大林“杀害了这么多同志”，这个“反无产阶级的新沙皇”！但他们（像韦伯夫妇，甚至不那么激进的公共知识人）重申“对巨大成就视而不见是不公平的”，“我们没办法”（见霍布斯鲍姆）。——尽管说这话的只是因为利维坦把整个社会吞噬了、没有其他力量可能有“巨大成就”而已。
　　有牺牲一定有回报吗？他们认为如此，不管前因后果，到底是靠伟大领袖战胜了敌人，向着社会主义前进。这正如聪明人从来不把美国“巨大成就”、KMT“战胜日本”归到其政府、政策乃至“反共”身上，恰恰是因为有独立于政府的社会。从人类身上找过失，魔鬼身上找优点和值得充满人文气息地同情之理解处，这才符合理性客观本色嘛，要不贵族共和派、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干吗痛斥“左棍”哈维尔呢？——这意为，幸亏有了后来的奥派经济学家总统，推翻了苏式政权的、自由民主的捷克共和国才免于灾难。
　　
　　败于共产主义等于输掉了一切。这不仅是说它会将其建政之前的自由气氛消灭，或是清洗掉非正统的意识形态，把一切民间自我生发的东西压制在可怜的原子化个人的求生层面，也不仅是权力之绝对、不可动摇使得它无可忌惮，让人永远仰其鼻息。它会把历史解释为由某些力量决定、领袖领导的一本漫画，而政治是一种泛道德化问题以及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党与阶级敌人、外国势力斗争的过程，它的这种权力延伸到其不在场的未来，在那些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大众（如俄国的列宁、斯大林粉丝）看来党的确是或曾是人民的代表者——他们是不会对过遇害的“他们”有真正同情的——，它“曾犯下许多错误、不民主、理想主义过了头、非理性、腐化”，这就是唯一可以批评的；但他们又认为：“它毕竟是有过大的功绩，那过的错误是时代造就的……是应该的……是必须的。”——都是“为了理想、公正、幸福、国家”。
　　愈极权，愈可以得到谅解，其原因无外乎是权力塑造了对自身的认同，——自由民主和威权专制的差别比起后者和极权主义的要小的多。
　　我们的知识人一个五四梦幻灭了，另一个兴起了，是的，到了80年代主题依旧是启蒙图强，只是他们在反思此前信奉的激进啊革命啊之类的玩意，觉得问题仅止是理想主义乌托邦通过武力革命变成了雅各宾主义最后被斯大林彻底出卖，或者如“农民思想导致文革论（邓晓芒）”、文化劣根论、“这国受诅咒暴民暴政循环论（萧瀚）”，所以他们要“启蒙”，也就是试图教大众宽容、接受普适价值、懂得反思等等，“不要重蹈覆辙了”。没错，本文不否认正常使用的启蒙、宽容的意义：一群试着专政别人的恐怖分子的民主是不可能的。可是，这些公共知识人忘记了政治的重心不在于此，布尔什维克也不是极权民主制。
　　赫鲁晓夫总结共产主义“错误”所导致的“反思”无非就是上述的那些，部分知识人亦步亦趋地重复说斯大林有多恶，把肃反、大清洗中内部损耗当作邪恶的突出表现形式，说它残害了革命儿女、损害了共产主义理想，而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刘少奇等是多么纯白无暇呵。我们得问，镇反、集体化、大镇压、劳改营的受害者对他们来说算什么呢？赫鲁晓夫自然是坚持共产主义不动摇的，可这些知识人算什么呢？只有大清洗和文革留下了记号，以说明极权者的残暴不仁，而假如没这么些缺点，共产主义在他们眼中甚而是真心为民、只是不自由的而已。这几乎是个诡计，后极权统治者可以让极权时代的权斗和内部肃反成为最大的罪恶，而且大可以为之辩护，然后我们纪念这些所谓的遇害者，冀望于托洛茨基、布哈林，谴责“领袖”人物“权力欲”、“坏”、“理想情怀”，说文革是无政府主义。
　　如果我们智力正常，“反思”大清洗只能是反思“我们”释放了极权主义，它邪恶到了一个堪称喜剧的程度：粉碎机把它的躯壳卷入了进，然后粉碎掉。至于这些内部斗争的后果，只能更好，因为斗争双方邪恶到了不具备个体性原理之邪恶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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