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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灯笼高高挂》伪民俗专家张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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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中国电影史的课时,讲第五代导演的时候提到张艺谋,然后老师说,张艺谋其实是一个伪民俗专家,因为他在他的电影中会创造一些根本就不存在的民俗出来。他提到了《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电影,在电影中张艺谋自创了点灯、封灯等一系列关于灯的仪式,而这些并不属于中国民俗的内容。
  
   为什么呢?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一个人类学家听说一个原始部落的舞蹈很怪异,很想看,觉得终于找到这个原始民族的独特之处,找了那里的人告诉他们这个想法,人类学家第二天晚上就看了,果然看到了一种非常怪异的舞蹈,回以后大写特写这件事。后来这事有了影响,若干年后,另一批人类学家也看,但他们刚好通晓当地的语言了,结果,当地的人告诉他们,他们其实并不会那种奇怪的舞蹈,他们之所跳,是因为他们被告知要跳一种怪异的舞蹈,所以他们为此连夜编排出来的,因此说,原始居民之所以会跳这种舞蹈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被预设了会这种舞蹈,所以自然而然地,他们就应该会这种怪异的舞蹈,而这种舞蹈只要足够怪异就可以完成那个人类学家的愿望,因为没有人见过那个怪异的舞蹈。
  
   我自己对此也有一个很好玩的例子可以例证,我时常觉得梦可以预测第二天的事情的发生,比如我会梦见某个人,我就觉得第二天会遇到这个人,结果到了第二天遇到的时候我就开始加深梦可以预测的观念,而后来想到,这种预测是不是我故意做到的,拿遇见人这个例子,我可能是梦中梦见这个人,而同时我觉得我可能会遇到这个人,所以主动遇见呢,于是想到了这里,问题和齐泽克那个舞蹈的问题如出一辙,这个舞蹈,这个遇见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答案就是他者的欲望。
  
   他者就相对我存在的那个人,按照拉康,我们经常会把他者的“欲望”当成是自己的,比如父母期待自己的孩子以后要考北大。清华,要做官发财,然后这个孩子就会把父母的愿望当成自己的,主动完成这些不是自己的愿望,而这时候的“我”其实就已经不存在了,我的存在只不过是他者欲望的“客体”,这也就是问题所在。
  
   张艺谋之所以被我的老师称为“伪民俗专家”,在老师看来是因为他会“创造”一些根本不存在的民俗,比如在他的这部著名的,擒获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大红灯笼高高挂》中,为了符合影像化呈现,他自创的点灯、封灯等一系列关于灯的仪式,所以这些奇怪的“民俗也”等同上文提到过的那个原始部落怪异的舞蹈那般,正因为张艺谋是打算把中国电影带着走向国际的,所以“民俗”之造假,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是难以理解,因为如果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本身就是对于自身文化的发掘和重现,为何还要“发明”这些不存在的东西,对于泱泱大国的传统文化,我们足够引以为荣,而之所以发掘,当然也只是开一个切口那般式地发掘。但对于外国人,尤其是那些渴望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来说,这些“虚构”的文化既无从辨别真假,又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新奇的视角来审视这个“未开垦”的土地,又何乐不为。因此张艺谋为了他的独特的美学观点和切合自己的影像化呈现,在电影里面“撒了谎”。
  
   像是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的电影,在西方备受欢迎的电影类型诸如《七武士》《罗生门》这些,而这些在日本本土却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相比之下,黑泽明的西装革履式的接近西方人生活的电影反而受到欢迎。其实并不是否定他的《罗生门》拍的不好,只是问题是,在电影全球化的过程中,电影到底是要拍给谁看的问题,张艺谋的“民俗”电影拍了在西方频频获奖,到了今天,李安拍了《卧虎藏龙》石破天惊,张艺谋也要拍,拍了他的《英雄》,同样在西方获得热捧,但问题就是,相比于国外的热,国内很多人在对这部电影口诛笔伐,我想,这中间或许也并不存在一个平和的路可走,因为要兼顾市场,又要博人眼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着实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提到六代导演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担心了,一方面以贾樟柯、张元等等为代表的中国第六代导演们在国际上得奖颇丰,另一方面就是他们的电影是不是也同那些为了好看为了精彩而虚构民俗一样,拍摄一些外国人想看的东西,即是不是仅仅是为了博外国人的眼球,而刻意夸大或者虚构了某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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