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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中的角色分析电影《亲爱的》中寻子大戏的主角是田文军和鲁晓娟，而他们寻找的对象则是田鹏，发出任务的支配者和承受者同样都是这对夫妇。然而我们发现，这部电影不仅仅表现这对夫妇的寻子之路， 电影实际上是分为两段的： 第一段主要叙述田文军在寻子路上的种种阻碍和坎坷， 第二段主要叙述李红琴在丧失两个养子之后的种种遭遇。基于此，我们可以将故事情节也分为两个部分：即田鹏被找到之前和田鹏被找到之后。田鹏被找到以前，电影主要讲述的是田文军的寻子之路，
　　
　　 其叙事结构如图 2 所示：支配者（田文军）———客体（田鹏）———承受者（田文军）帮助者（同命人）———主体（田文军）———阻止者（骗子等）
　　
　　 田鹏被找到以后，电影主要叙述李红琴的寻子之路，其叙事结构如图 3 所示：支配者（李红琴）———客体（吉刚、吉芳）———承受者（李红琴）帮助者（高夏）———主体（李红琴）———阻止者（福利院、丢失孩子的父母）图 3我们将电影分为两个部分之后， 很明显可以看出，田文军和李红琴面临同样的失子之痛和寻子之难。作为两个封闭的行为主体，在他们各自的寻子过程中，其动作和功能是一样的。
　　
　　普罗普在他的《故事形态学》中，曾经阐述过这一问题，在对故事中不变因素和可变因素的对比研究中， 普罗普发现：“变换的是角色的名称（以及他们的物品），不变的是他们的行动或功能。 ”由此， 他得出了这一结论：“故事常常将相同的行动分派给不同的人物， 这就使我们有可能根据角色的功能来研究故事。 ”［5］而对于帮助者和阻止者来说，其身份又不能简单地进行界定，例如，作为田文军寻子过程中的一些帮助者，也因为种种原因而耽误了最佳的解救时间。那些同命相怜的人既给予了彼此鼓励， 又在无形中形成了对彼此个人意愿的绑架， 作为李红琴的帮助者的律师一开始也欺骗李红琴。在电影中，两个看似无法联系的家庭被李红琴的丈夫和田文军的儿子联系起来， 而这个联系的建构者已经世了， 所以我们无法对这一事件中的两个人做出道德上的评价。而正因为这一联系的中断，我们便能理解作为田鹏收养者的李红琴为什么值得原谅， 同时也被我们视为弱势一方。实际上，杨某虽然在故事中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一切的结果都由其导致，一切的行为痛苦都来自于他的举动———“抱走田鹏”。可以说，造成寻找寻找43痛苦的始作俑者就是李红琴的丈夫杨某。
　　
　　 支配者（杨某）主体失 获得承受者：田文军 田鹏（客体） 李红琴获得 失图 4从上图我们不难看出，田文军和李红琴的关系并不是施害者与受害者的关系， 也不是主体和对象的关系，他们在对待田鹏的事情上，走向了统一；他们在身份的认证上，逐渐地趋同。 他们最后的感情，并不是敌对，而是一种印证和怜惜。我们似乎也不能简单按照格雷马斯的角色分类，将李红琴和田文军对立起来，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虽然是孩子被拐走的承受者和获得者，但是他们都是爱这个孩子的，这份爱是真实的。田文军一开始对李红琴恨之入骨， 后来看到她在施暴者面前下跪，又对她有些同情，最后完全被这个女人感动。
　　
　　
　　 这个故事不是讲述弱势者与弱势者的对立，而是展现他们由对立走向合一后的那种无力感和对最美好人性的期待。 如果我们强行把李红琴放在田文军的对立面，未免对这个弱小的女人太过不公，因为她也处在夫权的控制与道德的绑架之中。因此，对于这部电影，上述人物很难用好坏来进行区分，我们不应该满足于对他们进行角色分类，而应该清楚故事的发展是怎样进行的。对于田文军而言，田鹏找到以后，寻子之路应该算是圆满结束了，但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讲述田鹏的离开对于李红琴的影响以及他本人与亲生父母之间的再融合。本来，这种血缘关系是最无法解释，也是最持久、最恒常的一种人伦关系，可是由于一段生活经历的丢失，竟然造成了父子、母子之间的陌生感，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我们在这个对立中不难发现，田文军和李红琴面临同样的失子之痛和寻子之难， 田文军的寻子图示最终得以封闭，因为他毕竟找到了自己的孩子；而李红琴的寻子之路没有封闭的可能， 因为她没有机会再作为一个拐骗者的身份领养任何一个孩子。这样看来，到底谁是弱势者？ 也许两个人都是。
　　
　　 三、否定中的情节推动格雷马斯认为文本分析有两个层次，即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 表层结构着眼于故事的情节、 人物的行动。 从表层结构出发，影片《亲爱的》可分为两大序列：田鹏被找到之前和田鹏被找到之后。在这里，田鹏就是整个事件的承受者， 无论是第一次从亲生父母那里离开，还是在和李红琴有感情后又一次被带走，他一直处于一种被动和被迫适应的境地。所以，他是这一切行为活动的承受者。 从深层结构来讲，格雷马斯“以语言学为模式，首先力求找出故事内部基本的二元对立关系，再据此推演出整个叙事模式”。作为深圳的外来人口，田文军和鲁晓娟都属于弱势群体，而田鹏作为外来人口中的未成人，更成为了弱势中的弱势者。 他不仅在身份上有着外来人口的天然烙印，更在年龄上处于必须要依赖他人保护的阶段。而在电影中， 对他的保护却一次次地丧失。 我们不难发现， 丢失和被找到这两个事件对田鹏这样一个行为能力尚不健全的未成年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为了更好地展示弱势群体在城市中所受遭遇的原因， 我们将核心的对立概念设为“融———斥”，如图 5 所示：斥 融非融 非斥图 5田鹏刚出生，田文军和鲁晓娟就针对儿子田鹏展开了一场语言教育的争论。 鲁晓娟为了让儿子融进这个城市，竭力要教他说普通话，而田文军却一次次用陕西话对他重复着“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板凳低板凳都是木头”等方言味儿十足的俚语。 可见一开始，孩子就被不同的教育方式撕扯着。但当时毕竟是在深圳，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孩子将会在这一生活环境中不断地融入到城市文明中， 而李红琴丈夫的一个举动却打破了这所有的平衡。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将田鹏使用的语言视为其对城市融斥关系的外在表现。方言作为他的自有语言，是44电影《亲爱的》中寻子大戏的主角是田文军和鲁晓娟，而他们寻找的对象则是田鹏，发出任务的支配者和承受者同样都是这对夫妇。然而我们发现，这部电影不仅仅表现这对夫妇的寻子之路， 电影实际上是分为两段的： 第一段主要叙述田文军在寻子路上的种种阻碍和坎坷， 第二段主要叙述李红琴在丧失两个养子之后的种种遭遇。基于此，我们可以将故事情节也分为两个部分：即田鹏被找到之前和田鹏被找到之后。田鹏被找到以前，电影主要讲述的是田文军的寻子之路，其叙事结构如图 2 所示：支配者（田文军）———客体（田鹏）———承受者（田文军）帮助者（同命人）———主体（田文军）———阻止者（骗子等）图 2田鹏被找到以后，电影主要叙述李红琴的寻子之路，其叙事结构如图 3 所示：支配者（李红琴）———客体（吉刚、吉芳）———承受者（李红琴）帮助者（高夏）———主体（李红琴）———阻止者（福利院、丢失孩子的父母）图 3我们将电影分为两个部分之后， 很明显可以看出，田文军和李红琴面临同样的失子之痛和寻子之难。作为两个封闭的行为主体，在他们各自的寻子过程中，其动作和功能是一样的。 普罗普在他的《故事形态学》中，曾经阐述过这一问题，在对故事中不变因素和可变因素的对比研究中， 普罗普发现：“变换的是角色的名称（以及他们的物品），不变的是他们的行动或功能。 ”由此， 他得出了这一结论：“故事常常将相同的行动分派给不同的人物， 这就使我们有可能根据角色的功能来研究故事。 ”［5］而对于帮助者和阻止者来说，其身份又不能简单地进行界定，例如，作为田文军寻子过程中的一些帮助者，也因为种种原因而耽误了最佳的解救时间。那些同命相怜的人既给予了彼此鼓励， 又在无形中形成了对彼此个人意愿的绑架， 作为李红琴的帮助者的律师一开始也欺骗李红琴。在电影中，两个看似无法联系的家庭被李红琴的丈夫和田文军的儿子联系起来， 而这个联系的建构者已经世了， 所以我们无法对这一事件中的两个人做出道德上的评价。而正因为这一联系的中断，我们便能理解作为田鹏收养者的李红琴为什么值得原谅， 同时也被我们视为弱势一方。实际上，杨某虽然在故事中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一切的结果都由其导致，一切的行为痛苦都来自于他的举动———“抱走田鹏”。可以说，造成寻找寻找43父母给的，又是父母竭力想要更正的。我们将说方言视为与城市文明的“斥”，而说普通话视为对城市文明的“融”。我们可以将田鹏在电影中的生活历程总结如下：（1）普通话对于田鹏来说不是自己的语言；（2）父母教田鹏学习普通话，即父母让其融入城市生活；（3）田鹏学会了普通话并且慢慢地融入城市生活；（4）田鹏被偷走；（5）田鹏并非是排斥普通话的，也就是说并非是不融于城市的；（6）田鹏开始叫李红琴妈妈，开始适应农村的一套生活方式；（7）田鹏融入了农村生活，客观上加速了对城市生活的排斥；（8）田鹏又被找回；（9）田鹏又要开始融入城市生活；（10）由于田鹏曾被偷走，父母不再逼得那么紧，不再急切要求其融入城市生活；（11）田鹏获得了暂说方言的可能性。在文本的对立关系中， 如果走向动态的否定关系，则更能有效地推动故事的发展。 “对事物旧有状态的否定，是情节推动最重要的动力，没有否定，情节就不会往前推进。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沿着父母为田鹏设置的路线来叙事，电影本身的叙述逻辑，就是在不断的否定中进行的。 父母为了让田鹏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从一开始就教他说普通话，而这一过程中，田鹏并没有彻底放弃哪一种语言， 所以田鹏对城市生活的“融”与“斥”可以作为向前推理的第一对立面。在被拐走后，田鹏获得了被迫习得另一种方言的机会， 而当他适应这种状态时又被寻回。 对于观众来说，孩子被寻回无疑是大快人心的，而被找回的田鹏最终会被动地再次学习说普通话，和城市一步步地融合。而这种状态被打破后， 田鹏就又开始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在已经适应了农村生活之后，由于生活状态再一次变化，他又失了继续排斥城市的状态。 所以，他在被带回到城市之前，与城市生活又是非融的。 显然，他在进入城市之后，又要被教导训练，试图与城市完成二度融合。所以，又开始了纠正方言，学习普通话的过程。而这次，并没有那么顺畅，因为父母不再强制他融入城市。这次田鹏对方言的保持不是简单地回到了原点，而是取得了一种合理性和可商量的空间， 并不像第一次那样被强制执行。 因为这次自我保护机会的获得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自己有了理由，而这种理由的获得是因为自己被保护的彻底丧失。 他这种权利的获得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的父母了解到他还是弱者，在自我防御体系建立之前，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同化。他的这种“斥”不是像刚出生时对方言的持有，因为他已经完全换了一种方言。 最后的一次否定并不是回到了原点，而是有两个层面的否定：一是换了一套方言体系，二是这种权利的获得方式。被寻回不仅否定了孩子继续说安徽方言的合理性，而且否定了父母之前教授普通话的成果，更为父母二人重新对孩子进行关注和思考提供了机会。 这种思考让父母看到孩子在不断被改造的过程中真正缺失的东西。 一开始，父母为了让孩子更好地融入这座城市，摆脱外地人和弱势群体的身份印记， 竭力教孩子说普通话。 但到了故事最后，父母也许明白了，对孩子最好的关爱并不是改造他， 而是用爱和温馨让孩子感受到保护。 也许正是因为此，两个人才又想到复婚，为本来就缺乏关爱的孩子提供一份完整的爱。田鹏对于自己的方言有一种天生的保护情结，但在这一阶段，他又是极易被改造的。田鹏终于获得了自己对于语言的固守， 而这种胜利是以自己保护的完全丧失为代价的。因为自己被拐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被激发出了人性深处对血缘关系的记忆。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田鹏被找回后，虽然说另一种方言，其父母尽管还是会纠正他的口音，但学会了给予他空间，关爱他的心灵。 换句话说，田鹏获得了保留自己现有方言的机会与权利， 这种权利的获得是一种保护， 而这种保护的获得竟然是因为保护的彻底丧失（曾丢失了三年）。
作者焦梓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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