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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中国GDP已经是绝对意义上的全球老二，亚洲投资银行也将冲击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普通中国公民依然不会开会。秦汉以来，中国人便适应了要么服从权威密室政治，或者乱作一团、打成一片，难以在平等的前提下进行有效沟通。徐昂编剧导演的《十二公民》，由他的同事何冰、韩童生等一起演出，将美俄两版《十二怒汉》进行强有力的中国版改编，落地效果值得赞许。尤其是在中共十八大四中全会发出依法治国的纲领性诉求之后，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都需要中国公民学会如何开会。开会看似简单，实则是人类文明最为复杂的妥协程序。众所周知，中国属于大陆法系，没有海洋法系的陪审团制度，于是《十二怒汉》中真实的陪审团只能量身裁体置换为大学课堂上的模拟课，学生家长及其他成年人被要求做陪审团成员，对一场以真实案件而采用海洋法系控辩对抗后作出裁决，于是他们必须在双重陌生环境里根据证据、逻辑和良知来取得一致结果。
　　
　　谁能都看到《十二公民》是在讲法律和正义，但在中国特色国情的当下，更应该学好其中的形式，那就是如何开会，先做好程序，才有可能实现正义，实质正义的前提在于程序正义的细节里。当这个故事已经从美国、俄国到中国，显然徐昂的话剧电影版本意图不再是戏剧本身，不再是论法的精神，故事里的冲突都是为了体现中国人的国民性，这当然是历史上源远流长的母题性题材，近代化以来的李鸿章、孙中山、鲁迅、毛泽东等等，一再开出药方或提出期望。“人生而平等”，这句话每个人都可以当做座右铭或者漂亮话说出，实践起来却是难上加难。抛开阶级、贫富、知识、性别、宗教、长幼等等不论，如何平等的交流、在人际交往中每个人自由的提出自己的观点，就是横亘在中国人面前的难题，《十二公民》的实验，结果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十二公民最终的判断与事实相符，“新闻消息”告诉了观众。惧的是，这十二个中老年男人平均起来智商情商应该超过社会平均数，也只是如履薄冰非常困难的接近了真实。假如，被误导了呢？是十三亿人呢？在当前中国，理智的一步一步前进，在司法系统与普罗大众之间，找到可以有效、积极、延续的沟通、谈判、协调的方法，显而易见，就是大家都能够在开会中提出自己的诉求，再以证据为准绳，以法律条文为手段，做到正义和公平，无论当事人的身份如何。
　　
　　感谢香港和英美的影视剧普及，中国观众大致上对于海洋系法庭有着旁观经验，尤其是近年来《傲骨贤妻》《波士顿法律》《绝命律师》《皇家律师》《法律与秩序：陪审团》等剧。《十二公民》以西法课程补考的“20岁富二代弑父案”议题来考验出租车司机韩童生、老右派、房地产开发商、掮客、小市民、外来商贩、保安等等对于真相的探究能力。中国版与美俄版最大的不同，是徐昂安插了检察官何冰作为十二陪审员中的特别人物，假如没有他的存在，第一轮投票时，大家便一致认定“那个人有罪，该死”。何冰杯葛的理由，是大家不能这么草率，且“大家在心里觉得他有罪时，他已经死在你心里了”（大意）。这个阶段的普通人，是不自觉、不自知的乌合之众，盲从于权威、传闻、领导、传说和貌似有理的影响下，大多数没有基本的思考和判断，就容易对一些社会话题产生下意识的武断误判。独立思考非常关键，前提当然是独立观察，利用常识和常情来对具体的个人行为作出审慎的审视，才能避免群体意志的弱智化倾向。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感叹于中国人不懂得用数目字管理，不至于经济，社会的诸多层面都是如此。比如对很多名词都有着不假思索的成见，对大而概之的现象取代了个体。在法庭之外，通常也缺乏《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常识。《十二公民》里最出色的角色由韩童生饰演，作为典型的北京胡同老人，对现实不满、与孩子沟通不够、整日骂骂咧咧，在模拟陪审团会议中，性格缺陷、社交迟钝、对于其他人逐渐提出的疑点熟视无睹，可以说是高度艺术性再现了庸俗大众的日常精神生活，他们对于目光所及之处（现实、传说、影视、节目等等），都会采取大致如此的态度。正是潜伏的检察官何冰，一步步引导他人发现案件疑点，特殊陪审团才有机会寻找到正义。不必讳言，中国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在共同富裕的愿景里，如果每个公民（最起码越来越多的公民）认识到并体现出公民的义务和权利，反思情理、道德、法律的不分边界，实现行之有效的沟通，和谐社会才有理论上的可能。
作者云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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