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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芦苇荡里艳尸
　　 弹壳，女尸，芦苇荡里的一滩碧血。
　　 揭开了延安历史上最为香艳的一幕革命史——“黄克功案”，作为大龄炮民的黄克功经不住肉欲的涎馋，掏出了人民赋予他的手枪（权力），连射两发，将正在恋爱中的女学生刘茜毙于枪下，无耻情杀引发了陕西革命老区轩然大波，所有DANG的高层领导目光全部聚焦，一场革命暴力伦理和革命乌托邦的激变叙事逐渐拉开帷幕。
　　 世人将毛泽东枪毙黄克功当做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但不同的是，马谡失街亭，造成了“联吴伐魏”战略失败，诸葛亮是定斩不饶，绝不姑息；而黄克功不过是枪杀了一名悬岩勒马的资产阶级小姐，犯得着枪毙黄克功吗？站在大历史角度，连年兵祸，饿殍遍地，那个武将手中不带血腥？黄克功作为老区里真正的悍将，16岁闹革命，10年工龄，不仅跟毛主席出生入死，还惨经了南昌起义、百色起义、广州起义，上过井冈山，爬过荒草地，战功赫赫。站在社会影响层面来讲，先不说张灵甫杀妻案，是全国共知的事实，张灵甫不但掌控着国民党虎贲师团，还是蒋委员长“五虎爱将”之一。放在DANG的一面，延安根据地上，毛主席还没有领袖群英之时，方志敏同志便处决美国传教士师达能夫妇，连襁褓里三个月大的婴儿也不知所踪。“黄克功案”在延安革命老区又有什么影响？
　　 2-兜售三个商品
　　 革命乱世，并非不可杀人，而是要看杀了谁？要知道当时的社会背景，与今时不同，延安曾经是那个年代小青年的理想国。成千上万的文艺青年挥泪别父母，裹携包袱，奔赴延安，堪称革命菁英的天堂、思想交汇地。而延安特有的三种商品，更是令人拍案叫绝。第一是激情四射的革命理想，第二是血色浪漫革命婚姻，第三是新生之国革命硕果。
　　 他们放着被日军蹂躏的北平、上海、沈阳、旅顺不投奔，“消费”的便是这个赤色的理想，尤其是这些爱国青年们，扭起秧歌，敲起腰鼓，可谓朝气蓬勃。刘守华《70年前爱国青年的延安之旅》一文中，记载1938年到1939年之间，仅一年之间边有6万学者、艺术家、文艺青年从国统区投奔而来，前仆后继而来的革命男女，如过江之鲫。可是再多资源，也架不住英雄好汉的扒窗摸灰，精力所需，于是便上演了南方佳人钟路惨遭华侨同胞和广东男士的“围住堵截”，窑洞里、门缝上、衣兜里、柴火上都被塞满了求爱信，人称“被围困的女八路”。而文艺的女将，反叛的志士，丁玲女士就批判这种丑恶现象，她在《“三八节”有感》一文中，公开宣判了这种恬不知耻的行径，并为了挽救知识分子的颜面，厉声教育涉世未深的小姑娘们，“一个科长也值得嫁吗？” 而黄克功的职位什么？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六队队长，也就相当于旅长，在当时的“革命之都”延安，勋职未必起眼，很明显如果黄克功想要抱得美人归，那他必须要有点手腕，不然如何都拼得过革命老前辈。
　　 这群革命家都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英雄豪杰，从五湖四海齐聚于此，为的便是造白匪的反，革封建的命。但革命家毕竟是凡胎肉身，心底里多少有些欲望，总不像施耐庵一句“最爱刺枪使棒，练得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这是在丑化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咒骂英雄们性无能。所以“革命与性”是分不开的，那性欲灌脑，愈演愈烈怎么办？于是便诞生了 “血色浪漫”，大量高级将领在延安领取结婚证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这种浪漫也是极其有限的，级别不够，免谈。为此，伟大领袖、革命导师毛主席特别做出了批示，《革命与恋爱问题》一文规定有三项铁律——“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允许恋爱，但要“一切听党指挥”。《亮剑》中女主人公小田来到战地医院当护士，猛将李云龙的罗曼蒂克便爆发的，跳着歪歪扭扭的忠字舞，踩着女孩的脚丫子，终究以师团长官之威严，便抱得美人归。李云龙算是文雅的，还有更直接的，比如《莫文骅回忆录》所载，抗大校长林元帅（彪哥），突然向女学生求婚，结果吓跑了女学员。《高岗传》所载，领袖都无法挽救的高级首长（岗哥），不仅犯了奸污妇女的罪行，还多次出轨，腐化堕落，妻子泪眼潸然向周领导大倒苦水。裴毅然《延安情恋》一文所述，美籍医生马海德向韩素音揶揄：“（少奇哥）曾四次离婚，五次再婚，但是每次都是完全合法。”可见战地黄花的丰腴芬芳是致命的，只要雄性柯尔蒙还充足，自然想到的是在壮烈之前要挥洒一番。文艺女青年们也是好样的，为了领导能够安心革命，不息玉体横陈，自破金身。但还是那句话，这一切并非任何级别都可以享受到的。在高层情欲放纵、底层努力缩阴的二元制恋爱潜规则之下，“黄克功案”不过是给延安浪漫史上泼了一盆狗屎。
　　 谈到最后一点，新生之国，那边更是如梦似幻，美如天国。不过却不在影评范围之内，有预知详情者，可参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此等创作主题之下，我DANG所有对外宣传之物，春情四溢。例如《少年先锋》变成了“闺中丽影”，《中国工人》变成“南极仙翁”，《布尔什维克》变成了“少女怀春”，《红旗》变成了“红妮姑娘艳史”，《列宁青年》伪装为“美满姻缘”。如此书籍，读罢酣畅淋漓，恍然如贾宝玉畅游太虚幻境，令国统区白匪爱不释手，春情弥漫，甚是可爱。
　　 3-黄克功之死
　　 毛主席的重要批示之一，便有“不以结婚为目的恋爱就是耍流氓”。很显然黄克功不是流氓，他甚至于急不可耐的想迎娶刘茜。三番五次刺探刘茜的恋爱观，革命观，甚至于还趁着月色姣好芦苇荡隐蔽，将梦寐以求的恋人刘女士邀请了出来。如此花前月下，本应好事成双，但是作为初哥黄克功显然没有御女之能，堪当炮哥的年纪仍然不解风情，以为刘茜泪洒河畔、大哭冤屈，便是永生拒绝了自己的爱恋与求亲，慌乱之下，便拔出了人民赋予他的手枪（权力），连发两弹，将自己的怜爱之人毙于枪下。
　　 毫无疑问，这是一幕情杀案，但是在黄克功（革命军官）和刘茜（觉醒的青年学生）两人的身份下却被搅拌成了一则政治命题。如何解决这道命题，成为“黄克功案”最惊心动魄的地方。黄克功案如何处理引起了三方关注。第一个，便是随领袖武力革命的老将们，如果组织一纸文书，要黄克功自毙，那必然是引发革命老将们的集体愤慨，革命未成，先斩大将，可能会耗尽革命者的心劲。第二个，便是全国云集而来的知识分子，笔墨貂毫猛如刀，如果轻描淡写，麸皮潦草处理，又会激怒知识分子，延安的知识分子可都是圈子里的“战斗机”，处理不当便是取死之道，想要他们心服口服，必须撕裂传统思维的闭锁，要有牺牲，要有批判。第三个，便是国统区的复眼，凡是国统区盛赞的，便是苏区反抗揭露的，如果黄克功无罪开释，那黄克功便是白匪炸开布尔什维克思想的舆论炸弹。于是，“黄克功之死”变成了整部影片的一个线索，揭开了整个延安革命情欲史的伤疤。
　　 杀死恋人的黄克功后悔了，甚至后悔的发疯，还力求速死，想在战场上沐浴枪林弹雨，在尖叫的飞弹中畅快死。他没有纵向国统区，没有向蒋委员长的雄兵砺马摇尾乞怜，也没有归隐山林，遁迹于世，反而奔向了血肉横飞的前线。于是他在被士兵们阻拦，硬拉回延安的过程中，始终是桀骜不驯的，这是他作为军人刚毅的一面，也是他极端保持自己爱情自尊所呈现的脆弱一面。当贺子珍大姐询问他时，他沉默了，面对一位饱受爱情摧残的大姐，他实在不吐露不快，可他选择了沉默，紧闭双眼。而当老战友雷经天激动地询问自己的时候，他只是解释说，枪走火了。作为一个行凶者还能说什么？说自己激情杀人，并且是无心之过，这显然是借口，是资产阶级愚弄劳苦大众的可耻理由。有人怀疑道，黄克功是否居功自傲，以为杀了人没事？甚至于神情桀骜，不服管教，还有抗辩。他写信给领袖，向组织乞怜，黄克功自知活下来的几率太小，否则他为什么要逃走？于是，他用“她破坏婚约是污辱革命军人”来申诉，同时也作为了自己的墓志铭，作为了案件的判语。可那一夜，芦苇荡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谁又知道，毕竟死掉的是女学生刘茜。这让笔者想起了一个诗人，顾城，旅居新西兰激流岛，却斧劈了妻子英儿，结果妻子在利刃之下捡回一条性命，顾城却死于自己疯狂自戕的诗歌里。这到底是诗人错了，还是另有他因，一切都归于缄默的历史。同样黄克功案，也归于历史，由着历史如青春烂漫的小姑娘任人打扮。
　　 4-主子赐死
　　 “黄克功案”东窗事发后，组织再次发扬了绝不姑息养奸的革命传统，由领袖御批，赐死。并以批示张思德同志的严肃口吻，再次批示了“黄克功案”，与之笔调不同的是，领袖褒赞了张思德同志“为人民服务”死得其所，而批示黄克功同志“失掉了党的立场”，辜负人民的期望，“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于是为了教育DANG，黄克功同志死不足惜，予以枪毙。
　　 但这封信究竟教育了DANG什么呢？这个唯心可论，不便言说，在“黄克功案”多年之后，终于公职人员集体爆发了性道德滑坡，当然笔者毫不怀疑他们对DANG的事业的忠诚，但性道德滑坡的危机却暴露出了DANG对于公职人员性教育的缺憾，于是玩弄女下属、换妻风潮、侵害稚童、鸡奸、亲属连带欺压女性，便成为了电影《黄克功案》影片叙事之后最为难解的社会症候。但黄克功所遭遇的性苦闷，却是当代社会所不常见，尤其是有大量如当代女权战士——叶海燕女士及其姐妹，不惜以身饲魔，也要娱乐大众，实在是“金沙滩上女菩萨”一枚，肉欲济世。
　　 骚男李敖《性学研究》所载 “国民党和私窑子” 一文：“国民党搞‘军中乐园’，自我宣传‘德政’之一在防止性病，军中乐园有所谓‘保健室’、‘消毒室’、‘检诊室’之设，有病包看、无病发证云云，但在事实上，多是官样文章，没人理它。于是，在‘军中乐园’以外，附近照样有‘私窑子’出现。国民党民主统一妓女的美梦，自此被打破。”可见性荒闷者台胞亦有，但不同的是白匪更无耻，竟然以“军中乐园”为名目消遣，亵渎了军人的尊严，而延安却是以“缩阴大法”的口诀勒令军人自我慰藉。
　　 “黄克功”这个角色，也变成革命的道路里，肉欲的祭坛上，一个可怜的赤色游魂。
　　 5—“忏悔录”的救赎
　　 但从《黄克功案》这部电影来谈，从创作意图上，毫无疑问是成功的，尤其是它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将一段革命艳情史恢复成为当代世界的主流逻辑。敢于将这样一段广为人知的案件，不加过多修饰的呈现出来，本身便是一次文化批判和政治忏悔，一件意识形态层面的历史自我清算。
　　 并且作为一个文化政治信号，竟在人民大会堂这样一个政治权威高台上首映，反批判了目前电影圈和社会的困境：政治的连续性与经济体制的断裂。前者要求电影的叙事的合法性，而后者要求在合法性的意图之上，必须颠覆昔日的意识形态锢锁。所以，从《黄克功案》影片中所流露出的历史重构和叙事政治主体的消失，是冯小刚电影《集结号》之后的再次迈进。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愿“黄克功案”不再重演，历史的祭坛上不再有孑然一身的赤色游魂。
作者徐三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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