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台词 > 影评 > ：《秋之白华》不上餐桌，只上药店：无神的世界里，革命何为是由微语录网(www.5yulu.com)为您精心收集，如果觉得好，请把这篇文章复制到您的博客或告诉您的朋友，以下是《秋之白华》不上餐桌，只上药店：无神的世界里，革命何为的正文：

　　十月，是一个革命的季节，一切个人的叙事似乎都与国家、政治、历史息息相关，都是宏大叙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它却永远不是主声部，即便在类似于“人民当家做主”的语词和表述中间，这个“人民”也永远是一个复数，或是一个概称，诸如people或是mass等等。不过，这种宏大叙事在电影《秋之白华》里却被不自觉地让渡，与历史、记忆的再现和重组一起，构成了这个时代变幻纷呈的世相背后苍白的脸庞和冷漠的温存。个人性的历史记忆在革命与温情间搭建桥梁并且把一切的传说、神话与历史记忆甚或想象抛诸脑后，这似乎就是《秋之白华》至为鲜明的色调。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瞿秋白同扬之华夫妇革命与恋爱的故事：一个关于革命的叙事，同时也是一则关于理想、关于聚合与离散、关于个人、关于生活的叙事。只是这个叙事所依托的背景是革命，是在一个“后辛亥”的语境中，甚至铺衍出整个现代中国语境中革命与理想、个人、爱情、生活和牺牲的若即若离抑或不离不弃。历史中的个人，承载着一个时代的主体，历史构成当下最为重要的一个面向，当下就成为了历史。这不仅是一种吊诡的表达方式，这本身就是一种吊诡的现实存在。然而，存在的不是存在本身，而是仿佛幽灵一般的吊诡。这种吊诡构成了我们现代世界——尤其是今天——最为深重的价值危机与信仰危机。
　　可是，影片对此的表达却显得极其无能为力。影片中只有一个轻描淡写的成长——扬之华离开沈剑龙与瞿秋白结合——以此反映出“进步/落后”的二元论逻辑。影片中只有一个托付——将生命和生活托付给组织和理想——以此映照出一个“历史进步论”背后的信心（无论其在个人看来（比如扬之华或是瞿秋白或是诸多为革命献身的英烈们）多么真实确定）的虚饰。扬之华与瞿秋白之间的脉脉温情，完全掩藏在对于理想的追求与指认之下，影片对于他们之间爱情的表达，散落在每一个蒙太奇的交割中间，仿佛以一种侧影和烘托的方式若隐若现地夹带在贯穿始终的革命史叙述中间，因此瞿秋白的形象就被放大为一个“革命导师”的形象——博学、远见。然而，事实上，我们会发现，正是因此，影片完全无法处理好《多余的话》与整条革命主线的叙述之间的平衡关系。所以，导演在这里只能折衷行事，将原本作为主线的革命历史一切两段，这两段与瞿、扬二人的相识相知相恋相许相处历史性地弥合在一起。所以，瞿秋白一生的经历就变成了整个革命历史展开的步骤与映像，与此一同呈现出来的，是瞿秋白成为无数为革命而英勇就义的英烈们的化身，尤其在影片中瞿秋白最后回顾他那些死的同志这一段落中体现得极其鲜明。然而，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种仿佛完全恪守现实主义电影叙事的手法与设置事实上却完全与现实主义对“典型”塑造的要求相背离。电影一方面让我们感受到瞿秋白的革命热情，而另一方面影片中也隐现着他的不被理解。然而，在电影叙事有限的篇幅里，这种不被理解只能放置在《多余的话》当中。可是，因为这两个不同的“瞿秋白”内在的冲突，使得《多余的话》一点都不“多余”。而正是这条在电影的后半段被植入的叙事辅线，让整部电影变得太过“多余”。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张力与融合的冲突，在电影表层的叙事与内在的冲突之间体现得尤为明显，以至于整个后半段电影叙事的行进显得支离破碎。于是，瞿、扬二人的默默温情，顶多为我们换来几许廉价的眼泪，并为之打上了“同情”的标签。
　　《秋之白华》关于“革命”的叙事，其冲动是个人性的，其表现却要与宏大叙事沾边。这个故事如果提前几十年，哪怕在建国伊始拍摄，也断不会拍成这般摸样。身体性的丧失不只是丧失了对革命语境的亲历，它所丧失的是一种语言，他不只是电影语言，他是一种语言的存在。这种存在如果仅仅体现在形式层面，那么他势必无法掩饰叙事上的窘迫，无论在技巧上多么娴熟，这种革命题材处理上的胆怯和捉襟见肘是隐藏不住的。事实上，我们单单就瞿秋白和扬之华的历史经历而言，也就是就我们纯粹个人性的记忆而言（这不但是历史的，也是想象的），我们绝对不会把瞿秋白处理成一个革命者的化身，更不会是一个革命导师。作为一个典型的“零余者”，他的《多余的话》，同样不是表达他言语上的无根无着，不是日常生活中的自然失语，更重要的是，他是革命的边缘人，是排除出革命队伍的前革命者，是在语言上“多余的人”，也就是说，他不论是自愿还是被迫，客观上都历史性地被排除出了革命话语之外。然而，在《秋之白华》中，前革命者的形象在电影的后半段叙事中企图依然发挥和凸显他的“表征”功能，那么，这就不为语言的逻辑所许可了。也就是说，电影的前后两端自相冲突，互为消解，不是革命消解日常生活，就是个人情感消灭宏大叙事，以至于整部影片就整体上而言成为一个内在矛盾无法排解的“多余”存在物，这种剩余本身也在消解电影自身的存在意义和存在价值。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难看出两点。第一，“存在的”未必就是“存在”；第二，其叙事动因上的“缺乏”（连丧失都说不上，因为就这则电影的执导来说，根本看不出任何的“曾经拥有”）无法在形式上完成并成全其结果中的“拥有”。换句话说，今天已经不是一个“革命”的语境，革命也不是我们今天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自然“遗产”。它的历史性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它只在历史中存在，而这个历史没有延续到当下。同时，“革命”的当下性也不存在，因为当我们企图“重温”（姑且用这个说法，其实没有过，何来重温）“革命”历史的时候，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变革努力和时代契机早已经不等同于那段革命的历史，甚至它都不是那段历史的自然延续和逻辑产物。再次，我们同样需要看到，我们今天依然怀抱着革命的理想，因为就是这样的电影，依然可以在关于“个人”的叙事脉络里让我们找到情感上的认同，不论导演在这里的处理表现得有多么拮据不堪。所以，我们的“回忆”不是神话、传说、历史的回忆，我们的展望同样不是从纯粹的民间中生发出来的。因为不革命的文本和革命的文本之间在其革命性上极其不同，一个有关古代神神鬼鬼的传说的文本或许可以成就今天革命叙事的内在动力，一个有关革命本体的叙述，却恰恰承载不起这样的内在动力并且被自己作茧自缚，弄得溃不成军。
　　所以，电影还是电影，生活依然是生活。我们离光影世界无比接近，它们就离我们无比遥远，因为我们的存在是在远方，而我们的渴望是在想象里。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却被远方的存在所击败，却被想象的渴望所灼伤。才知道虚构本就是虚构，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在今天显得如此暧昧不清，看不分明。可是，我们依然期冀“革命”能够带出“革命性”，而不是让我们的“性”释放“革命”。我们希望能够在一个道德和伦理的世界里，在一个日常生活的脉络里找到我们的存在感和幸福感。这是因为革命的世界已经偷换了他最初的历史情境，也就意味着他同时偷窃和挪用了他最初的伦理渴望。这是一个革命没有伦理的时代。一个诉诸道德和伦理的革命欲求在一个革命已死的国度和时代中，完全绽开了它黑色的花朵。我们才知道，这个世界，道德和伦理就和律法一样，是全然无助的。而事实上，革命最初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发生并展开的同时，其伦理也是值得质疑的。
　　今天的伦理学，越发地边缘化，仿佛根本就不存在，离我们如此遥远。就像纳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论及古希腊的伦理思想，善是如此地脆弱（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就像乌克提茨（Wuketits, F.M.）再也无意研究伦理之善，企图在一个恶的世界里，秉持着进化伦理学所谓的历史使命，拷问“恶为什么这么吸引我们”（Warum Uns Das Boese Fasziniert?）。现代世界，一个无神的世界，一个迥异于古代的神权为上、君权为下的世界，一个依靠着人有限的理性挑战无限的权威的世界，一个自以为是、放任自己的理性孤独地游弋而轻言情爱的世界，一个连革命加恋爱都要革恋爱的命的世界，灰飞烟灭的不但是爱，更是对存在之神圣性的干犯、弃绝、背叛，是存在及其存在感的灰飞烟灭，是这一重存在之中所饱含的爱、自由、释放、公义、包容、谦卑的灰飞烟灭。人类的狂妄和僭越，在“谦卑克己”的伦理和道德世界尚且不足以凭借着宗法取义，更何况是这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已烟消云散的时候，再指望圣洁公义和道德伦理呢？律法之下没有自由，因为人无法僭越律法也就无法逃避责罚，无法求得宽恕。从另一个层面讲，《秋之白华》革命伦理的丧失，恰恰发生在其潜意识层面与其意识层面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和矛盾。这种冲突和矛盾的消除无法经由历史的还原和单薄的情爱理性所能达成，如果没有超越于理性和历史之上、超越于伦理和道德之上、也即超越于革命之上的“革命”的话，那么，我们便只能拍出一个颤颤巍巍的《秋之白华》，这不是延续与歌吹。号角吹响之时，可以是宣告得胜，也可以是宣布死亡。因为一些人的赞歌便是另一些人的挽歌。
　　而今天，我们已经再难看到赞歌的影子了。一个不断倾斜、摇摇欲坠的世界，一个全世界充斥着灾难、伤害与哀哭的世界，爱似乎只是一种补偿，而不是一种拯救。这个主题也恰恰成为《秋之白华》的断裂所在，这种断裂是无法弥合的。人类之爱已经无法弥合这种罪恶与毁灭的裂隙，个人如此孱弱，只能忍受扬之华与瞿秋白的永诀，只能承受一个理想无助的幻灭，再也肩负不起任何的不朽，更无所谓立功、立言、立德。人们习惯找药方，仿佛身中剧毒之人遍访天下神医，只求全其性命，到头来却不吃不喝，不是被毒死，却是被饿死。我们今天无法抵挡这样的饥饿，也无法排出这样的剧毒，这不是“革命”的困境，不是革命题材电影导演们的困境，也不是一个瞿秋白或是一个扬之华的困境。如果“豆腐好吃”可以隐喻革命的成功，那么瞿秋白多余的话就不多余，然而，仿佛这句话随着他的死也一同死。对于其他的革命者来说，或许他们并不会理解瞿秋白爱吃的“豆腐”，豆腐也同样无法明白他们。一个伦理的世界之形成与陶塑绝非仅仅是伦理性的，它一定含有宗教的维度，这在古代的东、西方皆然。同样，一个“豆腐”的真实口感与相关叙事同样是紧密相连的，前者成就其宗教性，后者成就其伦理向度。而这块豆腐，在今天，似乎再也找不到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读解《秋之白华》，才能更好地从另一个侧面明白我所谓的“革命伦理学”。这与单纯的革命和单纯的伦理无关。对革命伦理的反思既不单属于政治学、也不单属于伦理学、更不单属于政治经济学，事实上，这种反思，是要我们明白，所谓的真理的向度，或许往往与我们的理性以及对历史的认识背道而驰。在曾经被排除出一种存在方式和话语逻辑之外的人来说，他或许就成就了某种永恒性的象征维度。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找不见和他一样的，也就意味着，他属于另一个世界。所以，写《多余的话》时，瞿秋白已经死了。而在他死后，他却活了。或许这便是“多余”的辩证。在这种辩证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瞿秋白”，我们每一个人又都不是“瞿秋白”。因为《秋之白华》中的那个姓瞿的革命者可以失败，然而却成就了失败的历史中一个成功的存在。或许这就是所谓“救赎”，在时空之内，却超越时空之上。然而，真正的“救赎”却不应当只是历史的零余者，他应该成为历史的主体，正如施洗约翰在《圣经》中所说的那样：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原本就在我以前。对这个时代，也是如此！
—主晓扬
作者晨光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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