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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公民》集体思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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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少写影评,但像《十二公民》这样的电影值得为之破例。作为一个学习和研究政治和一个用社会建构路径从事研究的人,我对这部电影的解读可能有些政治化和理论化。我从《十二公民》中看到的,是集体思辨的社会建构过程。且听我慢慢讲来。
集体思辨的前提:
《十二公民》首先向我们展示的,是在缺乏反思主义社会文化的情况下,有效的集体思辨往往非常难以形成。片中大多数参与虚拟陪审团活动的中国公民都不但没有参与法律活动的经验,更没有思辨的习惯,因而他们的决策表现出两大特点:主观性和草率性。在影片的开头,要不是实际身份为检察官的8号先生的坚持,以及规则(必须全体一致通过)对少数权力的保护,电影恐怕只需要10分钟就结束了。
这里自然地引出了集体思辨的前提问题。从影片中可见,集体思辨必须至少有两个前提:第一,是规则对不同意见的绝对保护;第二是领导者。检察官是贯穿影片始终的领导者。在片中,他综合运用了各种领导手段:既运用知识和逻辑推动集体思辨的深入,又在适当的节点上采取恰当的行动(如对“老北京”适当的情感爆发,又如适时地祭出网购的“凶器”),从而有效地压制了非理性观念的蔓延。
但是,我们也应同时看到,领导的成功在嘈杂的集体中是不容易的。在影片的前段,领导几乎在集体的压力下崩溃。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无记名投票成为了整部电影至关重要的转折点。老伯的投票行为充分反映了在投票过程中社会压力的强大影响力。沉默者在集体中的行为往往倾向于从众,其核心是屈从于社会压力,避免成为集体的攻击或边缘化的对象。然而,匿名投票制取消了这种压力,从而将沉默者从集体压力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但必须强调的是,这种机制的成功有非常大的偶然性的。理由很简单,在一个集体中,沉默者并不一定与其他成员持有向左的意见。影片中老伯立场的转变也并没有充分的理性思辨作为支撑,而是与其独特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因此,这可以被视作一个小概率事件。
难产的讨论规范:
三分之二的《十二公民》我都是在愤怒中看完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讨论秩序的极度混乱。影片中大部分的讨论都是在无规范的环境下进行的:大吵大叫、打断别人讲话、用手指点人、人身攻击、地域歧视、骂人、动粗等等令人厌烦的行为数不胜数。这正体现了中国式“讨论”的特点。虽然影片是对现实的艺术加工和极端呈现,但我们在生活中亲身经历的这种“讨论”想必不少。比如:上课时老师会不耐烦地打断学生的发言; 微信群聊的正常讨论也会随时恶化为爆粗口和人身攻击。在这种缺乏相互尊重的背景下,参加讨论的人不是在参与集体思辨,而是在说服(甚至压迫)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这不叫讨论,而是自说自话加上恼羞成怒罢了。
讨论规范如何产生?在电影的情境下,非常困难。在理想条件下,规范的传播要由具有先验性权威的实体推动才能获得最佳结果。但在电影中,这样的权威是完全不存在的。由于大家都知道讨论的虚拟性,权威(团长)只是名义的,而非实质的。但是,规范仍然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中形成,这既取决于领导者(检察官)坚忍不拔的实践(在这里检察官只有一次规范倡导行为,即与老北京的正面交锋;其余时间,他都在单方面地实践尊重和包容的议事规范),更取决于群体中其他成员对老北京的回应。事实上,是老北京过于令人反感的讨论行为促成了集体的规范护持行为(在影片的最后,老北京讲话导致大量成员离席)。试想,如果老北京仅仅打断检察官的发言,而不是像影片中那样几乎冒犯了集体中的每个成员,他也不会最终在集体中被完全边缘化。事实上,同样喜欢打破讨论规范的出租车司机就一直没有被边缘化。
说服:
对于集体成员的说服在影片中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层层递进,其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是成员的观念背景。第一个阶段,集体中那些从众的沉默者首先被说服。说服这些成员相对而言是较容易的,因为他们本身没有先验的价值取向和对自己选择的信心。支撑他们行为的只有两个非常脆弱的基础:直觉和从众。因此,当反对派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并且他们的直觉判断被检察官逐一推翻后,沉默者很快就一个个被说服了。第二个阶段,是说服那些自认为对案情事实有充分了解的个体。在影片中,这一类个体的代表就是房地产商和外科医生。这两个成员在最初进行有罪推定时是经过了对证据的充分思考的,因而说服他们需要最最具逻辑的论证。当然,也正是由于他们是相对理性的个体,当论证足够好时,他们也就被说服了。最后阶段,说服那些偏见者。偏见者,在影片中为对外地人有仇视的老北京,以及有不幸家庭经历的出租车司机。这两位决策的基础是偏执的价值取向,这导致了他们从未真正参与集体思辨。这些人事实上不能被理性论证所说服。在影片中,他们的妥协只是由于他们在群体中再找不到支持者,从而产生孤立感,进而使他们陷入了迷茫状态。因此,最后的攻坚战实际在于摧毁他们的心理防线,而不在于使他们回归理性。
更多反思:
事实上,《十二公民》讲的是哈贝马斯式的故事。在社会成员并不具有共同的社会和观念背景的情况下,交往实践(沟通)虽然不必然成功,但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还是有成功的可能性。但一旦有效沟通得以建立并达到一定程度,它确实可以起到塑造个体和社会结构的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鼓励个人对政治和法律(当然是在制度约束下)的参与。参与得越多,成功的集体思辨出现的概率就越大,进而也就越可能塑造理性的公民。所以,在今天的中国,不是我们缺少合格的公民,而是没有足够的制度、政治和社会机制来塑造合格的公民。只靠学校教育和工作的约束是远远不够的。
作者jedi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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