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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因为制片人方励的一跪才看的《百鸟朝凤》，这不会让我有任何道德或情怀上的压力，他出自他的考量，我有我的喜好。片子本身是我喜欢的类型，时代变迁中末落的传统技艺何何从，这其中人物的境遇才是值得关注的东西，至于那门技艺是否该消亡自有它的命数。但是，《百鸟朝凤》跑偏了方向，把重心放在了“艺”而非“人”上。放在今天这个时代来看，它的角色是“死”的，“艺”的精神也没被表现出来。
游天鸣坚持吹唢呐的动机很简单：小时候是要给父母长脸，争口气，因为那时会吹《百鸟朝凤》，很受乡里乡亲待见；长大后，唢呐没落，生活难以为继，不被人尊重，这时还要继续吹，是因为跟师父发过誓，要把这门技术传下。这种精神往好了说是尊师重孝，但它同时也锁死了一个人的一生。
在一个变迁的社会里，表现一个坚持“守旧”或“守道”的人，不一定要如此死板，重要的是要呈现出这种行为在今天的价值。以吴天明的后辈，贾樟柯的处女长片《小武》为例，身为小偷的小武回到故乡，在他那些嗅到商业社会发展气息、通过正当或不正当手法发财的旧友面前，成了不值得交的朋友。他还守着传统的兄弟道义，坚持要给结婚的好友送曾经承诺的礼钱。当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小饭馆喝酒，看着电视上播放的好友结婚采访画面(他的好友成了县城小有名气的企业家)时，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没有跟上时代步伐的人的落魄和无奈。
《小武》
小镇生活的变化，是观众理解小武的坚持和孤独的重要因素。影片让我们看到了时代发展的浪潮中，被遗落的个体，所以小武这个角色是“活”的。游天鸣的身上则感受不到这些，他不是被时代抛弃，而是一个单纯木讷的人，楞是被孝道、师道压着行走。在儿子/徒弟的人生里强加自己的人生理想，在现代已经很难引起观众共鸣。游天鸣和师父所坚持的尊严也经不起推敲。葬礼上，孝子贤孙一大片跪在唢呐匠面前，一言不发，师父吐血吹唢呐，在别人的葬礼上争自己的一口气/尊严，这到底是谁的主场呢？
同样是以末落的传统技艺为主题，我们可以看看林权泽的《悲歌一曲》(又名《西便制》是怎么拍的，这大概是我唯一一部记住的从上海国际电影节走出来的电影(获得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奖)。西便制是朝鲜传统说唱艺术盘索里的一个流派，影片结尾是该片最精彩的场景之一，曾经因为忍受不了贫穷和歧视，放弃学习西便制，少年时期便离开父亲和姐姐的男主角，长大后，千辛万苦找到了姐姐。此时的她已经失明，弟弟只说是想听她唱西便制，由他敲鼓伴奏。但是，姐姐认出了他的鼓声，缓缓抬起头，泪水浸湿脸颊，歌声和鼓声的互动越来越有情绪。他们最终没有相认，一生的悲情都在西便制中传达。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重心在表现人，其次才是承载他们一生命运的“艺”。
《悲歌一曲》
《百鸟朝凤》用了很大篇幅来表现学艺过程的艰辛，结尾处，游天鸣在师父的墓前吹奏唢呐，师父的灵魂坐在太师椅上，听完后转身离。这些手法都太过于匠气，游天鸣和师父的精神气质都像是照着某种价值判断，生生复刻出来，放置在变迁的时代里，缺少鲜明的个体特色。
再说说唢呐这门技艺，仅仅通过铺陈《百鸟朝凤》一曲的地位，和表现师父对唢呐的宗教般的情怀，很难获得观众的情感认同。即使是像架子鼓这种群众基础良好的乐器，也很难办到，《爆裂鼓手》吸引人的绝不是主角鼓打得好。影片把军营里的魔鬼训练搬到音乐教育中，想让观众单纯靠听，是听不出音乐的那细微变化的，也不能感受到其中的紧张恐怖气氛，所以依靠剪辑，像爱森斯坦拍奥德萨阶梯的屠杀那样，把学习现场拍出战场的气氛，每一个手指头都像是放在扳机上。两个狂热到变态的角色在这种环境中的较量，才是影片迷人的地方。
另外，像日本的《编舟记》，一个被人遗忘的辞典编辑部，恰如没落的唢呐，但是影片没把重心放在悲情上，通过木讷但是对文字敏感的主角，找到这个适合他的工作后，兢兢业业为其付出一生的故事，让角色和编辑工作都有了精神。在表现编辑这份工作上，人依然是第一位的。
即使是和吴天明自己的《变脸》相比，主题都是和传统技艺有关，本片的角色和故事都不及那部。[变脸]跟前面所说的电影一样，在表现传统技艺的过程中，首先是塑造了具有特点的角色。即使他们的身上有很多中国人所谓的劣根性，但那是根植在一个“活生生”而非脸谱化的人身上。“活生生”的人得靠故事和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来塑造，故事和环境都是“死”的，那人自然也就“死”了，“技”的精神也就无从谈起。
《变脸》
《百鸟朝凤》在表现一种文化的消亡时，意识和手法都像是那个变迁的时代刚刚到来一样，所以时光倒退二十多年，它应该算是一部佳作，但在今天，它不是。
作者唐朝早先听说过电影制片人方励下跌求为《百鸟朝凤》排片，终于今晚看了这部电影。整个影片，配着唢呐固有的抖颤悠长而透着堂吉诃德式的悲凉。主人公用生命坚守唢呐的传承，换来的却是时代的变迁对它的抛弃与嘲笑。虽然在片尾，唢呐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这种抛弃已经无可避免，主人公的坚守更显悲凉。是的，《百鸟朝凤》确实有着堂吉诃德式的悲凉，主人公提着堂吉诃德之剑对抗时代的变迁。可是，我想说的是，《百鸟朝凤》并不具备《堂吉诃德》背后的内涵，因而这份悲凉更多的是煽情的空洞与苍白。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个令人伤感的故事，它于读者可笑中又透着一种无奈的可悲。堂吉诃德一本正经的严肃，在大众眼里却显得如此的滑稽可笑。这份可笑再细思下，又变得可悲可叹：制服坏人不应该是每个社会无论什么时代都应当有的正义吗，为什么却被人嗤之以鼻呢？《堂吉诃德》之所以让人觉得可笑之余又有些无奈的可悲，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有对正义的追求，却又在现实中又迫于各种因素选择妥协。这些妥协背后有着深刻的理性，习惯了这种理性的人会觉得那些继续在正义路上一路走到黑的人显得可笑，对这份理性尚保有一丝清醒的人则会觉得一丝无奈与悲凉。

许多影视的人物选择了以堂吉诃德为原型，比如《新闻编辑室》里那个晚间新闻团队。他们放弃了收视率，放弃了满足大众窥探欲望，放弃了情绪煽动，放弃了含沙射影，他们想做真正的新闻，他们基于良知与道德，基于理性精神，严肃地引导公众对社会，对国家的理性思考，引导公众对自己所处的社会与国家负责。他们想拒绝庸俗，拒绝娱乐，他们想回归新闻的价值，重塑新闻媒体作为第四权力，与立法、司法、行政并立的社会力量所应当负起的责任。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吸引力原则泛滥冲击下，他们的努力是如此的与社会格格不入。他们一往直前，有着与堂吉诃德一样一本正经的严肃，在这个浮华的社会中显得滑稽。但是，他们同堂吉诃德一样，有着对正义的追求。
但是，不是所有的坚守都是堂吉诃德式的无畏。至少在我看来，《百鸟朝凤》就不是。诚然，主人公对唢呐的坚守，确实是提着堂吉诃德之剑对抗社会变革的大风车。但是，这份坚守的背后并没有一个正义的支撑。也许有人要问，怎么会没有正义呢：对唢呐的坚守是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啊！这份坚守在那个躁动与浮华的时候是如此的脆弱而可贵。
我不敢苟同这个说法，因为这个理由还需要回答坚守传统文化究竟是为了什么？堂吉诃德想守住骑士的美德，《新闻编辑室》想守住新闻的价值。美德，新闻的价值都是一个社会可能没有的，却需要的。传统文化却是一个太泛的概念，因为太泛而空洞。这种空洞使得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仅成了形式上的存在，于是对唢呐的坚守也激不起人的共鸣，影片顶多只是停留在被煽情的阶段。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唢呐体现了对道德的严肃尊重—道德平庸者只吹两台，中等的吹四台，上等者吹八台，德高望重者才有资格吹百鸟朝凤。 而之后涌入的“洋乐队”充斥的却只是娱乐。这点也可以从焦三爷严格挑选接班人可以看出来。可是，在与洋乐队正面对抗时，无论是比声音的大小，还是后面的肢体冲突，都使得这个对道德的严肃尊重站不住脚。所争的到底是为哪般呢？相反，焦三爷的另一番话或许更加道出了坚守唢呐的动机：以前唢呐匠坐着太师椅，孝子贤孙在前面跪到一片。。。。。。对唢呐的坚守更像是对这一优越地位的怀念。
焦三爷最后吐血的悲壮也一样，煽情太多。《新闻编辑室》里的查理也同样悲壮地死，当ACN卖给一家互联网媒体公司时，ACN原来团队的理想主义与新老板之间的冲突一日胜于一日，查理殚精竭虑地维护着两边的平衡，但最终在一次对立中突发心脏病谢世。《新闻编辑室》以查理高尚而悲壮的死对传统的，精英式新闻媒体在互联网冲击下的衰落作了一曲挽歌。对比《新闻编辑室》里的查理，《百鸟朝凤》对焦三爷的刻画煽情太多，难以激起人的惋惜之情。这份惋惜之情的缺位，使人难以对传承唢呐产生共鸣，对其背后所寓意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共鸣。
因而，《百鸟朝凤》只有堂吉诃德的行为，而无堂吉诃德的内涵。
作者花满池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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