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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钢的琴》于2011年7月15日在国内首映，导演张猛，故事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东北的一个工业城市，主要故事情节是：
　　
　　主人公陈桂林系钢铁厂的下岗工人，下岗后组织了一支乐队谋生。其妻小菊找到了一个卖假药的商人，准备与陈桂林离婚，并提出要女儿小元的抚养权。陈桂林一心想培养小元弹钢琴，谁能给女儿一架钢琴成了夫妻俩争夺抚养权的关键。为此，陈桂林先是四处借钱不得，后又计划偷学校的钢琴失手，最后他集结起昔日的工友，按照以前厂图书馆的一本俄国文献开始制造一台独特的“钢的钢琴”。虽然最终“钢的钢琴”制造成功，但陈桂林还是把小元的抚养权交给了妻子小菊。
　　
　　电影的题材涉及到中国的产业工人，产业工人是指在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及相关人员。这个群体非常特殊继而非常敏感，其“得势”与“失势”，同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具有某种程度的暗合。昔日产业工人中的大部分在经历变革后，被削弱了原先对组织资源、社会资源以及经济资源的占有，换言之，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在逐步下降。
　　
　　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后，逐步形成了党/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的格局。国家主导经济发展战略是重工业优先以实现现代化，社会结构在宏观上简化为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干部，即“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构造，国家给予工人阶级最高的礼遇。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逐步转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把越来越多的资源让渡给社会或市场，催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改变了原先各个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原本的“工人阶级”也逐渐开始分化。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新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一是实行“抓大放小”，二是实施“减员增效”。“抓大放小”，即把原来小型的国有企业以及集体企业改制成为非公有制企业，原来企业中的职工，或成为私营企业的雇工，或下岗待业，进入失业阶层。“减员增效”则直接导致了大规模产业工人的下岗。
　　
　　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要讲好产业工人的故事是非常不容易的。而《钢的琴》之所以值得分析，就是因为导演张猛讲述故事的方式让人眼前一亮。《钢的琴》中，导演让观众看到了产业工人遭遇的困境，但每段故事的设置和讲述，都使用了一种哀而不伤的、甚至是乐观昂扬的方式。电影中历经下岗再就业的产业工人的形象不是处于被同情的、需要救济与帮困的低位，更多的镜头叙事用于展现产业工人昔日的风采：从事着未被异化的劳动、有知识懂文化、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
　　
　　电影的开头处有一场戏，是陈桂林的乐队为丧事演奏，一开始选择的音乐是《三套车》，后来葬礼的主办人说《三套车》太沉重，要求乐队换一个喜庆一点的曲子，乐队中的一个成员解释道，《三套车》的沉重正好符合丧事的氛围，但主办人依旧坚持要换音乐，于是乐队就开始演奏《步步高》。这场戏或许隐喻着产业工人阶级从历史舞台的中心隐退，逐渐被历史遗忘、埋葬的过程。在金钱主导的逻辑中，产业工人丧失了话语权，丧失了自主性。导演叙事的乐观体现在，影片营造的情绪并没有停留在哀伤之中，当观众沉浸于《三套车》悲哀的情绪中时，把哀歌换成了喜乐，整个影片的氛围一下子明亮起来，暗示着陈桂林这样一批产业工人面对生活依旧乐观。
　　
　　陈桂林为了获得女儿的抚养权，四处借钱买琴碰了壁，于是组织自己昔日的同事和朋友，准备一起学校偷钢琴。偷钢琴之前的动员方式是大家在一起吃饭，陈桂林进行了一番慷慨激昂的动员讲话：“……咱们今儿喝完以后，争取都干一番大事业。”“动员大会”之后，一桌人开着卡车准备偷琴，一路上还都唱着欢快的歌曲。这些片段中依稀可见往昔产业工人们无所畏惧、慷慨激扬的精神面貌。
　　
　　最后的结局自然是偷琴未遂，一桌人都被公安局拘留了。这时候，导演的处理方式非常诗意，公安审讯的一段并没有展现，替换成了在黑暗中，一道光束照耀着陈桂林和一架钢琴，陈桂林独自演奏着钢琴曲《致爱丽丝》，光束下雪花纷纷扬扬。一曲奏罢，镜头切回到公安局，校方决定不追究责任。如果导演的设置是让陈桂林坐牢，女儿因此跟随母亲，恐怕会赚取许多同情与眼泪，可见，同情与眼泪并非导演的意图。
　　
　　剧情继续发展，陈桂林决定自己做一把琴。在陈桂林决定做琴到真正开始做之间的一段叙述中，电影的展现了昔日产业工人的文化涵养，也为做钢琴的可行性做了铺垫：在陈桂林以前工作的工厂里，有工人图书馆，他在里面找到一本俄文图书《钢琴制造》；以前厂里的技术工人，人称“汪工”，是一个留苏回国的工程师；与陈桂林关系甚好的女工人淑娴，会弹钢琴，懂俄文，喜欢唱俄语歌曲。导演塑造了一批有文化的产业工人形象，“教育为工人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曾经这些都不是一句空话。
　　
　　陈桂林又一次动员起了身边的朋友，开始做一台钢琴，由于找不到好的木材做钢琴，加上他们以前都是钢铁厂的工人，对钢比较熟悉，因此，陈桂林决定做一台“钢的钢琴”。汪工负责设计师，陈桂林和朋友们各司其职，重新干起了自己熟悉的手艺活儿，电焊、油漆、机床、吊车。
　　
　　就在工作顺利展开的过程中，发生了2件事情。其一，是工厂的2跟烟囱面临定向爆破的命运，许多工厂老工人联名上书希望保留烟囱。汪工为了保留烟囱，动足了脑筋，想出了数十种烟囱的改造法，改造成长颈鹿或火箭模样的雕塑、改造成蹦极台、在烟囱上面种绿化，等等。最终，烟囱依然没有保留。爆破那天，工厂昔日的职工都“见烟囱最后一面”，陈桂林再那里分发香烟，场面的感觉十分悲壮。烟囱的不复存在，意寓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这批产业工人都是亲历者。
　　
　　第二件事是导演借着陈桂林妻子小菊的口，说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就算你把琴造出来，女儿也不会跟你。”是的，陈桂林似乎也明白，钢琴不过是一个物质欲望的表征，在女儿的眼中，谁能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她就跟谁，钢琴可以造，那么其他的东西呢？
　　
　　陈桂林决定放弃女儿的抚养权，同时回到车间里对大伙儿说：“钢琴不做了”。导演可以选择把故事说到这里为止，女儿小元从此跟着妈妈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而陈桂林和他的朋友们各自生活在自己的圈子中。但故事还在继续，最动人的故事在电影的结尾。最终陈桂林决定将做钢琴的工作进行到底。钢琴造出来了，在热烈的西班牙歌舞《斗牛》的演出中，做完的“钢的钢琴”被缓缓推出。歌舞营造出来的狂欢氛围，意寓着作为劳动者的产业工人同时也是劳动和劳动成果的享受者。在知道了自己时代的终结和小元的离后，大伙儿再次团结起来的向心力完全是非功利性质的，在做钢琴的过程中，大家富有激情地挥洒着汗水，所有的人都感到了集体劳动的快乐。
　　
　　二
　　《钢的琴》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影像纪录。在如今中国电影的生态环境中，类似《钢的琴》这样表现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中国（人）的电影非常缺乏，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大都被官方的和商业的话语所垄断与遮蔽。
　　
　　不可否认的是，要描绘出当代中国（人）的面貌是一项异常艰难、太过繁重的工作。新时期以降，中国社会面临经济、文化、社会形态的巨大转型。中国或主动或被动地被逐步纳入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因之出现了一系列世界之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和失业浪潮；世界上最显着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上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 古老的农民经验与正在生长的市民经验、本土经验与全球化经验混杂，使得对经验的描述和评价变得无比复杂。
　　
　　尽管要创造有效的影像表述困难重重，但是，这不能成为中国电影和导演们回避和拒绝表述的一种借口。一方面，占有更多市场资源的导演们放弃了严肃的思考，创造出许多天马行空的“传奇”和“神话”，并且振振有词地辩护说：生活已经太辛苦，观众需要的是带来快乐的电影。另一方面，现如今的中国的影产业，由于偏颇的制度设计和有失公平的市场环境，使得许多有价值的文艺片和独立电影，因为资金或者题材的原因，无法顺利地进入体系中：
　　
　　首先，在制度设计方面，且莫说影片审查制度带来的禁锢以及难产的电影分级制度，单是放映制度方面就存在些许不合理。放映制度中规定了必须是35毫米胶片或者是高清摄像机拍摄的电影才能进入院线系统，换言之，许多用DV机、16毫米胶片拍摄的电影无法公开放映。这对于投资不够无法使用昂贵拍摄器材的剧组，以及坚持粗糙画质风格的导演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其次，当下电影放映的操作模式当中存在某种“法西斯性”。这种“法西斯性”是资本与行政权力“合谋”的结果。院线的放映场次是有限的，放映时间分为黄金档与普通档，院线会给“名导演”的“商业大片”安排更多的场次，并安排在黄金档播出，对于类似《钢的琴》的电影，院线的预设就是此类电影没有观众，然后就安排在上午、下午等观众相对冷清的档期，场次也不多，整个放映周期短。许多“小片”收不回制作成本。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商业大片”、“小成本制作”来命名电影成为了主流，在当下中国电影的语境中，投资金额和票房收入越来越成为讨论电影时必然出现的高频词汇。媒体津津乐道地说着大片精致的画面和场景、逼真的电脑特技、强大的明星阵容、豪华的首映式、不间断炒作的花絮绯闻，自然还有不断刷新历史记录的投资金额和票房收入。
　　
　　此种市场引导有它非常可怕的一面，它将电影承担的文化功能导向休闲和娱乐。在这样的文化功能逻辑下，力求真实的纪录、严肃的思考和探讨、厚重的历史感，将在何处安放？此种将文艺导向娱乐与休闲的立场，是无知，抑或居心叵测？
　　
　　三
　　社会学家沈原在他的书中写道：“重建的中国社会学陷入一场深刻的悖论。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想象空间，社会学竟然没有能力提出振聋发聩的好问题；面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社会学也竟然缺乏恰当的理论和技术手段加以研究和测量……这样一来，社会学就陷入了某种滑稽可笑的境地，甚至变形为布迪厄所说的‘社会巫术’那一类的手艺：它借用科学的手段来遮蔽生活现实，麻痹人们的思想，但却绝不提供新的知识。”
　　
　　其实同样的困境在文艺中也存在。文艺究竟应该表现什么？要说什么样的故事？《钢的琴》可能是一个尝试，一种努力。至少，它严肃地干预社会，它拒绝用“他者化”的眼光看待历史，它愿意为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代言，他给我们展现了一段至今没有论断却被回避讨论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了在“社会主义实践”时代中生活着的人，他们的精神状态和在日后的改革中究竟谁付出了代价、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文艺的一个功能，是提供一种社会和生活的想象。当许多人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只剩下一个资本主义式的图景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停止追问，你要的是哪一个资本主义的未来？
　　
　　在中华民族奋发崛起的道路上，我们走到了今天。“毛时代的国家社会主义运行了三十年，逐渐耗尽了它的体制和文化的能量，最后为资本主义市场路线所取代。这后一条路线，在把中国推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之后，似乎也到了强弩之末。天差地别的两极分化使社会干柴遍布，危机四伏，濒临分裂。” 我们太需要一种新的想象未来的方式了，而在这种想象的建构过程中，文艺不能怯懦地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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