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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拿了金马奖之后，有意思的是，微博上转发评论百分之九十都在赞美耿是个好市长，“长脸”。这也许与@新浪娱乐 的措辞有关，但不可掩饰，耿的拥趸似乎把这部纪录片视作耿的个人宣传片，更是把纪录片得奖视作对耿执政举措的褒奖。
这几乎罔顾纪录片本身的内容，《大同》拍摄耿任市长期间的堪称铁腕的政策及其政策下的大同生态，完全不含任何褒赞之意。当然许多评论转发的大同人可能并未看过此片，但蹊跷的是，不少看过的人态度也并无二致。
这种分裂让我觉得非常有趣，显然片子只是加固了这个群体的固有印象，导演的传播对他们而言可以说几乎失效。也坐实了一点——耿在大同确实太受欢迎。
耿是一个非常中国的官员。从古至今，中国好官呈现的样态是“悲凉的个人英雄”。古时树立的模范是包拯、海瑞、纪晓岚，清廉、勤勉、不徇私，被赋予高度智慧乃至神话色彩。他们要对抗的是一个昏聩的制度。
到了现代，GD树立的官员模版是焦裕禄一类，表现就更为夸张，带病工作、不顾家庭、严于律己……
这些特质都能在耿的身上找到，其实耿是中国普通百姓最喜欢的官员模版。古时百姓呼唤一个强有力的官员解决地方上的所有问题，可见这种模式至今也没变，耿就是这样一个存在，他强硬，在大会上指着对方说：“做不好你马上给我辞职！”他很有行动力，每天奔波在各个工地，建设上大手笔；他一心工作，妻子要来办公室哭着说：“你不想活了！“然后强迫他回家休息。他在工地上斥责潦草工程，帮拆迁户小孩正常入学。
更可贵的是，他无意做政绩工程，被问到：“你为什么不能怀柔一点呢？”他说：“我还能有多少时间待在大同呢？“他太清楚这些工程如果不在任期完成估计大半烂尾。他说自己已经55岁，马上要退休了，哪也不想，想留在大同把这里建设好。
他甚至是推崇文化的，上学时想做记者，最喜欢古代文学。
完美的中国式官员。
与之相匹配，耿的拥戴者也非常中国，非常普罗，他们寄希望于一个官员改变、拯救一个城市，他们赞美耿行动的有力，赞美其飞快的建设速度，大同的崭新样态。他们厌恶破旧、肮脏、低矮楼房，渴望整洁、有序、高楼大厦。他们是目前中国百姓的缩影：对发展狂热期盼。
今天晚些时候我看到三元桥换桥的新闻。一样的，赞声连连。当下中国推崇的是速度，是崭新，是推倒陈旧的一切。这一点我来台湾念书之后感觉格外明显，台北真的很破，市中心也没有高楼林立，101看上太普通了我第一次见到简直难以置信，机场也小到不行。这里没有楼房能因为某个领导的意愿而被迅速推倒重建。
这也许是问题的关键，可以说耿以一厢情愿的铁腕手段决定了一切，仅凭一腔热忱，又显然缺乏人性考量，缺乏规划、缺乏理性，又对文物及其保护毫无概念。
反讽的是，片中耿信誓旦旦地说“到2015年，大同一定是中国最有特色的城市，矗立在中国大地上。”
看来耿的愿望并未成真。
ps：1、大同事件广受关注是耿离职时民众下跪，周浩拍摄在此前，太有眼力。
2、导演把人们对他拍摄的态度放在片子里，太有趣了。先是被问到他究竟为谁工作，当地人老马一本正经帮他回答，他就像意大利的记者安东尼奥你，文革期间来中国拍摄。其他人开始称赞他的工作有历史意义，时代的进步是允许存在多种声音。另一个场景是在广场上，用毛笔沾水写下“大同大不同”的老人说：“我也不赞成你录这个，说得对呢，一点意义没有，说得不对呢，坏了。”这两种声音混杂在片子里，像是两种观念遥遥对撞，太奇妙了。
作者章鱼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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