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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十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上，第一次接触到万玛才旦这位藏族导演的片子，很是喜欢。
电影节对该片的介绍辞是这样的：「以黑白影像与冷静长镜，呈现藏族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残酷碰撞，纯净简洁而深刻细致，含蓄却有力，画面构图尤其精妙」。
黑白影像与冷静长镜，一开头「小辫子」塔洛就在写着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的墙前背诵这段毛语录：「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死，就比鸿毛还轻。」那藏语口音的汉话加之绵延不断的连音，听着像梵音呢喃，词句如音节般流淌而出。塔洛边背边给怀里的羊崽喂奶，但他搞不清、也没想着搞清谁是人民、啥是法西斯。他也不习惯别人叫他塔洛——他的自我认知，是以「小辫子」来定位的。
这时候的塔洛是一个留着小辫子的藏区牧羊人，不知道身份证所谓何事，也不知道为何要让别人知道他是谁。背诵「为人民服务」毛语录的他，隐隐约约想做一个「好」人，说自己一辈子安分守己地放羊就可以死得比泰山还重。
直到他进了县城，遇上了美丽的洗头姑娘。对塔洛而言人生重心、存有基石的羊群，在姑娘的指引下，都可以用钱来换算。而货币是现代性的基础与隐喻，也是塔洛人生转折的伏笔。在县城，他遇上了不用卷的烟，遇上了不会划不着火的打火机，遇上了不应尴尬的高歌场所卡拉OK（他曾经只愿在草原高歌啊）……就是在这里，现代文明与其残酷碰撞。
台湾的阿美族自称Pangcah，赛德克族自称赛德克，而Pangcah和赛德克在他们的语言中都是「人」的意思。这还类似汉文明把化为之地的人叫做「蛮夷」，连洋人也是洋鬼子，总之不是人。这种朴素的种族主义，也透露出文明碰撞前身分认同是不存在的——我就是人类，我族没有边界。而在中世纪的欧洲，骑士、铁匠、农民各安本分，人各有命，而命是神圣的，到了文艺复兴，那些才变成职业。
从种族到民族，依然一样。亚洲的民族主义大多是由被殖民经验激发的，换言之，是因着列强所带来的界限确立了自己的我族边界，乃至认同。在塔洛（一个活在现代性化外之地的人）身上，延续着这个故事，他看到现代文明之后，才开始有了自我的意识。
那晚他玩忽职守，羊被狼咬死了十几只。当羊群主人扇他耳光要他记着自己的身分是牧羊人时（有藏民族农奴和农奴主的影子），他的心里几十年来第一次起了波澜。牧羊人退居职业，在那之前，是「我」。
后来他抛下了令他可以「死得重如泰山」的安分守己的牧羊事业，做了坏事，做了坏人。醒觉过来时，姑娘已经把他的所有带走。此时的塔洛不仅一无所有，也无处可。
最后的镜头，是镜像的（同样从理发店望出，Superman的标志从照相馆的右侧到了左侧；在警局，墙上的「为人民服务」五字成了镜像，警官和塔洛的位置与片头互换）。心理学家小戈登.盖洛普（Gordon Gallup Jr.）设计了着名的镜子实验，能从镜子中意识到镜像是自己的，即通过测试，也就是有自我意识。2周岁左右大小的婴儿可以，类人猿可以，某种海豚可以，但猫狗不行。
导演把最后几组镜头变成镜像，想必有着深意。虽然第一人称的塔洛和第二人称的他人还在剧中，但第三人称的镜头（即观众）开始透过镜像观看戏中人物的人生。这是塔洛因自我意识而产生的受挫？还是观影着到此刻自我意识的萌发？
现代性，或有进步和便利的面向。比如理发工具、照相工具、理发馆墙上的SHE海报，KTV中在塔洛脸上画画的雷射灯光，现代性建基的货币，塔洛的摩托车……但正被现代性裹挟的「化外」文明，在被抛掷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痛苦与支离破碎，也是真实与残酷的。
被剪小辫子的大光头，有了身份证可以被别人认识的塔洛，觉得自己是坏人要死得比鸿毛还轻的牧羊人，被要求重新拍一张照片，因为人家看着留着小辫子的证件照认不出变成大光头的塔洛。影像、身分、存有、自我、意识、主体所有元素在这刻全部混为一谈。
另外，想比起很多电影功利而便宜地竖起稻草人、界定族群来进行情绪宣泄的做法，藏族导演直指现代性等人类普世困境（影片中甚至不需要汉族、中华民族、中国等概念存在），是更深沉而隽永的。
借用林夕写给陈奕迅的《任我行》歌词，来送给在草原上唱情歌的塔洛——人群是那么像羊群。
作者漪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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