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宇:三级跳--从官员到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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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美好的愿景就像肥皂泡一样迅速破灭,从西安离开不到半个月,麻烦缠身的仰融便给刘振宇打了电话说,“恐怕不行了。”
更富戏剧性的是,在此之后,英国罗孚还委派了六个工厂中的五个厂长来秦川公司考察,商谈合作事宜,彼时的英国人还没有弄清楚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刘振宇和秦川来说,这本来可能是更好的一次机会。如果成功,又该是怎样的一番风光?
仰融虽然失败了,但却给后来的王传福铺平了道路。刘振宇描述当时的情形:王老板来了,转了一圈,就坐在了董事长的位子上,说什么都不走了。
按照刘振宇的理解,王传福收购秦川的交易能成功,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王传福希望全部现金买股,对秦川背后的出资方来说,这是看得见的收益;二是双方有着共同的基因,王是自己干电池,刘是自己干汽车,双方都是自主发展壮大、无羁无绊。
收购以后,刘振宇的角色从统管全局的领导者,变成了主抓生产的总经理。他说:“做的事情比从前具体了,责任没有以前大了,担子轻松一些,但比以前更着急了。”
“风声已经放出去了,新车迟迟上不来,第一步走不出去,着急啊。”他说。
角色转换
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观察,比亚迪企业内部的“潜规则”一直是王传福的家长制作风,雷厉风行、说一不二。
一位中层员工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透露的一个细节是,事实上刘振宇任生产基地总经理后签署的每份文件上,都有王传福署上“请刘总代签”的字样。
刘内心是否有落差?他没有给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答案。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从他笑呵呵的脸上,也没有找到答案。
采访中,刘振宇给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了两件引以自豪的事情,一是美国《时代》周刊一篇介绍比亚迪的文章里登了他的照片。照片里,他坐在沙发上,面对镜头,目光炯炯。刘说:“到现在为止,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可能就比亚迪一家。为什么?因为比亚迪是中国人自己的。”
第二件事情是出自湖北,2004年上半年,湖北省阳新县100多名出租车司机集体投诉,反映他们购买的西安福莱尔牌轿车开了不到一年,就陆续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车梁断裂、变速箱外壳破损、方向机损坏等等。当时有媒体甚至预测福莱尔要被淘汰出微车市场。
王传福对刘振宇说:“不管怎么样,中国就是这样的国情,我是农村来的,我回家看到的路也就是这样,你要让农村的路能用咱们的车。”刘接了军令状,亲自攻关,“每辆车只花了60元钱,就解决了问题。”他的技术功底又一次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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